第二十九章
“你自己知道，或者至少你应该知道，我是怎样的人。无论发生任何事情，我天上主人的法律对我来说是那么宝贵，我存一颗清洁的良心来维护它，地上没有任何人可以使我畏缩，后退一寸！“说出此番铮铮之言的人，字字当真，决非儿戏。他是被要求回到日内瓦来的。现在，他正在把日内瓦变成一座这样的城市
- 在那里，他天上主人的法律将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威。这就意味着争战，一连串的争战。
从1541年到1555年，那十四个暴风骤雨的年头里充满了争战。加尔文也用他的笔与日内瓦城外的异端与逼迫作战。在这一系列的征战中，他在自己的时代已经名扬四方。他是如此的强硬而才华横溢，人们不是热切地跟随他，就是切齿地恨恶他。1551年，在老家挪扬，教士们召集大会庆祝他的死，后来才知道那是误传。1552年挪扬的那场大火烧毁了市区绝大部分的房子，他家位于“玉米市场”广场的房子曾奇迹般地幸免，但后来却被人愤怒地焚毁。在里昂，报告他死亡的消息不下十次。他的敌人们等不及他的死。罗马教廷视他为头号敌人。
一个勇敢，坚强的斗士，这就是约翰加尔文吗？许多人知道得比这更多。他们知道，他因着基督的原故，是成千上万人的朋友，他们看到，他是怎样选择过一种谦卑的，几乎是贫困的生活，他们知道，在这一切的难处之中，他仍然享受神所创造的美丽大自然;加尔文玩游戏，也开怀大笑。尽管他每天被日内瓦的麻烦所缠，他的双眼从未离开过世界。他以他的言行为他的主影响着这个世界---他也以他的言行影响着这个世界。目的是为了他的主。他非但不喜欢斗争，且毕生都致力于抗罗宗各教会的和平与合一。若要真正认识约翰加尔文，你必须以这种方式来看他：他的斗争是为了使耶稣基督的教会得以纯洁，为了忠诚于神的话语而进行的战斗。
约翰加尔文是一位朋友，一位诚实，慷慨而全心诚意的朋友。他一生都有极亲密的朋友。他在基督里有着千千万万的朋友，许多人从未见过这位写信安慰，激励他们的人。法雷尔与维勒特是加尔文后半生二十八年里的挚友。前者雷厉风行，勇猛无畏而充满活力;后者稳重，慈祥而学识渊博。法雷尔比他大十二岁，维瑞特比他小二岁。加尔文在他的“提多书注释”的序里说：“我不知道在常人的生活里是否会有像我们这样的朋友，会有我们这种在工作上的紧密联结。我将此书献给基督的两位重要仆人，在主里最亲爱的弟兄与同工威廉法雷尔，彼得维勒特。将此“提多书注释“献给他们俩，是因为我要象提多完成保罗在克里特已经开始的建造教会的工作那样[注：提多书1:5]。我所做的是法雷尔和维勒特在日内瓦冒着极大危险，成功地开始了的工作“。加尔文现在正在努力完成。说到他们间迅速建立起来的友谊，加尔文接着写道：”我与你们都在此作牧师，你我之间非但没有任何嫉妒，反而成为一“。
这篇献词是加尔文在依多莱特去世8个月之后写的。朋友对于他，比任何时候都更为珍贵。这三个朋友并非没有分岐。温和的维勒特一般不会与他们产生争论;但法雷尔与加尔文之间一向直言相对，从未有过一点儿躲躲闪闪。然而，在他们直言不讳之下，是他们的友谊与基督仆人间合一的坚固基础。加尔文帮助朋友时毫不迟疑，听说法雷尔需要一名管家，他帮着找到了一位敬虔，正直且上了年岁的妇人。因为他知道，不能给一个老单身汉找年青的女管家。他们俩之间最大的分岐是1558年法雷尔要娶一位年轻姑娘---另一位管家的女儿。
1540年维勒特的妻子去世时，加尔文劝这个“整个世界对他来说就是一座重担”的人到日内瓦来，休息调整一下，他写信给维勒特说：“马上到我这里来，让我们一起找回您的心，听那边的人说，您好像整个人死了一般。“另一次，传说维勒特中毒快死了，加尔文让医生特希尔特随时准备换乘几匹快马冲到洛桑去。但后来证实那是谣言。
接下来是为维勒特找老伴。加尔文写信给一位朋友：“你大概知道维勒特弟兄还想结婚，为此事我和他一样着急。我们这儿人倒是不少...
...但没有看到一位满意的... ...你若发现有合适的人...
...请告诉我。“结果，维勒特自己找到了。加尔文为他们证婚，祝福，后来又不断写信问候他们和他们的三个小女儿。
法雷尔和维勒特是加尔文晚年作牧师时的好友。但那些童年时代以及在巴黎，奥尔良作学生时的人们，也仍然是他的朋友。他们中间许多人后来到日内瓦来找他，或写信给他。加尔文在挪扬一起长大的小汉昂热告诉加尔文，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搬来日内瓦住。另一位是他在奥尔良读法律时的挚友德尼埃尔，尽管他知道了抗罗宗的教导，加尔文也极力劝他遵循，但他始终没有离开罗马天主教。俩人在法律系做同学28年之后，1559年德尼埃尔写信给加尔文，告诉他自己的儿子去了日内瓦。加尔文帮助了他的儿子，并写信给老同学：“我仍珍惜您的友谊...
...我愿随时为您服务。”随后还寄去了几枚金币送给德尼埃尔的女儿作新年礼物。加尔文仍记得多年前德尼埃尔为他所做的。
另一位学生时代的朋友搬来加农街与加尔文做邻居，他是米契尔科普，就是当年和加尔文一起逃亡的巴黎大学校长尼古拉科普的弟弟。那位法国最伟大的思想家纪尧姆布迪一家也搬来了日内瓦。布迪死于1540年，搬来的是布迪夫人与四个孩子，后来其中的约翰成为加尔文的挚友之一，也成为日内瓦议会的重要议员。
依多莱特去世后一个月，八位法国绅士来到日内瓦请求留下。其中之一是英俊的西尔多伯撒。当年在希腊文教授沃尔马家里见到加尔文时，他才十二岁。伯撒从小由两位未婚而富有的叔叔扶养长大。后来成为一名出色的学者。他曾过着无节制的生活。他的经历有点类似加尔文，学了法律并且由叔叔安排从教会领取好处。一场大病后，伯撒变得严肃起来，转向了抗罗宗信仰，并决定去日内瓦。住在沃尔马家的这个男孩子已经成材，可以被基督的教会所用。洛桑大学邀请他去作希腊文教授，伯撒接受了。离开之前在圣皮埃尔和一位法国姑娘举行了婚礼，加尔文牧师主持婚礼。他写信给另一位牧师，“我有幸与加尔文，维勒特建立了友谊...
...每当我想到能成为这些的人朋友时，我非但忘记了流亡的痛苦，我也深深地体会出泰米斯多司的名言：若非流亡，我就真的迷失了。“
这位流亡的伯撒于1559年回到日内瓦作牧师兼日内瓦大学校长。他后来成了加尔文最得力的助手。也是他，收集了加尔文的书信，编写了加尔文传，并于加尔文死后任日内瓦教会领袖四十年。加尔文与他的朋友们，包括基督教领袖们，并非对所有教义都持有相同的看法。例如斯特拉堡的布舍，他后来被迫流亡英国后，在剑桥大学任教授。他在英国很孤独。那里湿冷的气候也使他常常生病，“我真巴不得我能帮助您减轻负担，减少您心里的痛苦。我能看出您在受折磨”。加尔文是在给一位朋友，给他在斯堡时的父亲写信。在很多地方布舍是路德宗，他也曾是著名的沃姆斯会议上路德的伙伴。
慈运理的后继人，苏黎士富有才华的布林格也是加尔文的朋友。在他们许多的书信中，他俩讨论了基督的教会，教义和教会的问题。遇到争议之处，双方都可以用坚定，强硬的措词对话，但他们间的友谊却一直非常亲密。
当然还有那位温和的墨兰顿，老年时为路德宗教会内的麻烦，争斗而担忧。他是加尔文的朋友，有时候加尔文会强烈地指责他在路德宗教会中，站不稳立场。加尔文请求他在主的圣餐一事上，明确宣告他的改革宗观点，可是墨兰顿总是退缩下来。他本来可以减少改革宗与路德宗之间的距离，但他拒绝了。即使如此，加尔文仍尊敬他。1560年4月墨兰顿死于威登堡，葬于路德身边。直到死，他都不愿开口。在路德宗与改革宗不停地争议中，加尔文喊道：“噢，菲力浦墨兰顿，我求您为我作证！您现在与基督一起在神面前，等待着与我们一起分享那蒙福的安息。当您被重担所压，为劳苦所迫时，您曾一百次地表示过想与我同生同死，我愿意一千次地与您生活在一起，那样，您就一定会变得坚强，愿意站出来...
...“。尽管加尔文极盼望抗罗宗各教会的合一，但他仍然爱着那位因其咸默而此合一变得更不可能的人。加尔文的朋友并非都是大人物，弗拉拉，斯特拉堡以及许多瑞士的城市，凡是他去过的地方，加尔文都有朋友。即使是那些他从未去过的地方，只是要是他的信所送到的地方，他就有许多朋友。没有人知道有多少在基督里的人们收到过他们在日内瓦的朋友的信。这位日内瓦牧师一再写信给法国受迫害的普通百姓，很多信是送到监狱去的。他帮助他们，与他们站在一起。许多基督徒从他们从未见过的那个的写信人的信里得着力量，从容地走上火刑架。每年数以千计地涌进日内瓦的法国难民们发现，加尔文是他们最知心的朋友。他为他们找到家，他说服议会办起一家服装厂使他们有了工作，他建立起各种语言的教会，有英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佛兰芒语，他从未因工作太忙，病得太重而未能替人找到住处，找到工作，找到妻子，找到仆人。
日内瓦加农街头的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一位朋友，他不但是基督的著名的斗士，也是基督里一位忠诚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