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讲座
归正福音运动
归正福音运动的回顾与前瞻
第一讲:神心意中的心意
教会历史上那些为了真理、为了信仰、为了教会传承直到基督再来,而愿意献身、献心,至死尽忠的前辈,有的衰老了、有的被充军、有的活活被烧死、有的鞠躬尽瘁,不顾自己利害、生死、得失、健康或者病弱,如同蜡烛一寸一寸地烧尽自己,献在祭坛上被上帝悦纳,在教会历史中成为我们的前锋。每当想到这些先贤的时候,我总是以恐惧战兢、感到深深不配的心情站在台上,要与你们一同回到神的面前,看清楚神的旨意、神对我们的意念、再重新肯定我们对他的奉献和对他的事奉。
每一次我讲到「教会」这两个字,我内心的深处就变得非常严肃,有一个谨慎恐惧的敬畏感,因为知道教会是神心意中的心意,是神计划中的计划,是神创造中的创造,是神目的中的目的。
神创造万有,却以地球为中心,而地球在宇宙所有的物体中却是微不足道的。太阳比我们大一百三十万倍;织女星(Vega)比太阳大五千倍;还有许多在天边、无法计算、大到几乎无限的物体,相形之下,我们真的是微不足道!但是神的计划在这里,神不以太阳、不以别的大物体为他整个计划的中心,乃是以这世界为他计划的中心。上帝愿意造一个比地球大一百三十万倍的太阳,然后每一秒用掉大概六百万吨的燃料,使它发光,而射到地球上的,仅只是所发出来千千万万条当中的一条,其它的光线可以说都浪费掉了,而射到地球的这一条光线,就足以照顾他所造、有他形象样式的人。尤其足以照射到那一群因为神的预定、神的救赎,因基督宝血的洗净、因圣灵成圣的感动,而活在上帝面前的人的身上,使他们可以维持上帝的形象、样式,记念他的恩约,而把自己献上。
太阳光浪费得太多,但是不要紧,只要其中一条可以射到他旨意的焦点、他心爱的人身上,就达到他的目的了。他让这些人活下去不再为着自己,乃是为神的名。这些人所思考的,就是神在万古中所思考的;这些人所信的,就是神在万古中所预定要启示的;这些人所知的,就是认识神的知识,是万有知识的中心点。这样,神的心就满足了,神的儿女也因此得到了生活的价值和奋斗的目的,成全神为万有所定的美意 -- 人在基督里与神合一的终极目标。
教会是神心意中的心意,而教会里真正有忠心的,就是神所呼召、寻求明白神旨意、乐意行在其中讨上帝喜悦的那一批人。这些人为数不多,就如耶稣所说的:「蒙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太二十二:14)这些人不以自己为念、不以自己的思想为思想、不以自己的计划为计划,而是在神的启示之下,透过圣灵给人的光照,清楚认知他们活着,有神为他们预备、并且已经施恩赐下要他们达到的计划。这些人就是耶稣所说的:「他们看出一条路,是小的;他们找到一扇门,是窄的;在众人中能够找到这些的,他们的数目,也是少的。」
「那路是小路,那门是窄门,找到的人也少。」(太七:14)所以,当大家注重「量」而忽略「质」,注重现象的成功而忽略本质的损失的时候,我们不会因为我们的人数不多而感到自卑,我们不会因为别人人数多而妒忌,我们也不会因为许多所谓的教会的增长、许多所谓的现世的方法论运用成功,就感到孤单寂寞,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走的、我们所信的、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讲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看见神旨意中要我们明白的事。
什么叫做「教会」?什么叫做「教会的信仰」?什么叫做「教会中的子民」?什么叫做「教会应当教导的知识」?什么叫做「教会增长」?什么叫做「教会的计划」?什么叫做「教会与社会的分别」?什么叫做「教会成为世界的光」?在需要光的世界上,我们的灯需要油,我们要继续不断恳求主赐给我们动力,来成全神的心意,把光照在人前,就是那些处在黑暗中的同类。什么叫做「宣扬教会的宝藏」?这些不正是托付给我们的职责、所赐给我们的信心,要我们把福音向世界宣扬出去吗?
今天,如果有人敢把「教会」两个字挂在门上,却不懂这些事,他们正在开的玩笑是天大的恶作剧,这是自欺欺人、不负责任,是违背真理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每一次提到「教会」这两个字,我就严肃起来。为了「教会」的缘故,必需要有最大的牺牲。这就是为什么至高的上帝差他的独生儿子,以神的身份从无限进入有限、从绝对界突破进入相对界、从永恒界进入暂时界、从创造界进入受造界,限制自己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然后以无穷无尽的大能,在被限制的、有限的肉身中,担当了我们无法明白、神对众人所发出的忿怒。那个痛苦、那个受损、那个舍己、那个因罪沉沦的整个责任在他身上发动的时候,他让在全人类身上因罪而发动的死的力量,完全集中在他那从无限进入有限的一个有血有肉的身体上。甚至他要问:「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太二十:46)这个问题没有答案。问了,并没有天上的声音回答他,没有门徒在十字架下回答他,也没有天使代表上帝回答他,更没有他为自己回答的答案。他就这样留在历史中,成为凡是承受救恩、经历赦罪恩典的人一定要找出,一定要亲自回答的一个挑战。
一个人如果真正明白这个问题所含的意义、所经历过的痛苦,在领受了恩典之后,就没有办法再照原来的计划活下去。他一定在基督的苦难、代死的牺牲中,找到了自己新的方向,然后正像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所说:「上帝啊,我把我的心奉献给你。」然后鞠躬尽粹、死而后已,为神所给他的异象,在基督里所赐给他的救赎,在他生命中所经历的赦罪之恩,以及圣灵的感动,走一条新的、一条从不回头的道路,直到见主面的日子。这些人就是教会的领袖,这些人就是圣徒的榜样,这些人就是在世界中所不应当有的人。「这世界」不配有这种人,而这种人是唯一配得「那世界」的人。
今年(2009),我们要纪念加尔文诞生五百周年,我们要深思这个只活在世界上很短暂的一位圣徒,他如何奇妙地被神所用。这五百年来,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的名字是比他响亮得多,教内、教外的人都知道,教会历史上有一个叫做马丁路德的人,但是【在经历过各样文化的挑战、哲学的攻击、政治的迫害之后,我们发现真正支撑基督教信仰的,真正影响世界文化的,真正让教会可以站立得住的神学思想,是从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Institutes
of Christian
Religion)提炼出来的。那是最忠于圣经的系统,最经得起考验的架构,最具有前后一致、贯彻到底的精神,不但如此,那也是可以以基督教对真理明白的把握,向世界反攻的理论】。历史越久远,你越会发现加尔文这个人的重要性。他在世上没有享受到什么欢乐,也没有成全他自己原先的顾望,原本是一个很孤独、很冷静、很普遍的人,但是,他把自己献上为神而活。他没有马丁路德的热情、没有慈运理(Ulrich
Zwingli,1484-1531)的激昂,然而他却具备有条不紊的理性功能;笃定安静的心灵;坚强、不妥协的意志;周密、清晰而又流畅的述说恩赐,把基督教当信的是什么、基督徒当知的又是什么,一一详述、力求完备、毫不松懈。他奋斗坚忍的精神、倚靠上帝的心志,成为历世历代所有跟随主的人,一定要在基督里效法的模范。
这五百年来,我们蒙受的恩典太多了。虽然这五百年来基督教走的路极其坎坷,但是上帝用他道的光照;圣灵保惠师的引导,同时也借着那些改教家(特别是加尔文)的榜样和经历,来扶助教会,在所受到的各样狂风、暴雨、海啸、地震的冲击下,很稳定地抓住我们,使我们经过各样的试炼后,灵性仍然可以站立得住。
归正--把人带回原先正统的信仰
这一次神学讲座的题目是「归正福音运动的回顾与前瞻」,「归正」这两个字,它的英文是
Reformed
,为什么在台湾的人都用「改革宗」来翻译它,而我特别选用「归正宗」?这一点我一定要先做一个清楚的解释:从「归正」这两个字的字义来看,很清楚地是要我们回到正统,就是归回正统。为什么用这个翻译词呢?原来在中文里,我们通常把
Reformation
翻译成「宗教改革」,这是最适用的译名,也广为众人接受。后来许多宣教士从不同的宗派到中国来,开始有了一些不同的词汇,出现了几个不同的中文名称。「抗罗宗」英文叫做
Protestantism ,Protest
抗什么呢?抗罗马天主教的信仰,所以叫「抗罗宗」。有的把宗教改革叫做「复原宗」,就是恢复了原先使徒的信仰,才能持守所传下来给我们的正统神学的内涵跟精神,所以叫做「复原宗」;又可以叫做「归正宗」,就是归回正统信仰的意思。
如果再细分的话:「宗教改革」的运动里,包括有路德宗的改革,有加尔文宗的改革,有慈运理宗的改革,还有其它一些比这三个主要改革家的改革更激烈、更极端的运动,在英文里称之为
Radical Reformation
,属极端的改革。这种极端的改革,都认为无论是马丁路德、慈运理、或加尔文的改革,都不够彻底,结果他们以为自己的积极改革超越了路德、加尔文这些正统改革家的改革。慢慢地他们走上了以主观、以经历、以自己所谓的宗教经验为夸耀的路,甚至产生一种过分的看法,以为自己内在灵性领受的光照,超过了改革家,甚至与使徒们等量齐观,据此来定位自己是最高的领受恩典的人。这些人就轻看马丁路德、轻看加尔文、轻看慈运理等等,好像他们才是真正属灵的人。
当然每一个人都可以为自己找到一个历史定位,宣布自己的重要性在哪里。但是事实却证明,当基督教面临大敌,面对各样的拦阻、各样的困难与挑战时,真正能代表基督教讲话的,真正能给全球基督徒一个最稳定的信仰基础的,不是从那些极端的改革派来的,而是从这些非常正统、冷静、稳重、前后一致、贯彻始终的思想,特别是从加尔文而来的。所以,在宗教改革以后所形成的归正宗,在探索、察验哪一个才是真正圣经要我们明自的、最正统的信仰之后,就发展了比别的宗教改革家更深入、更严谨、更正统、更肯定,而且更具广泛性的圣经根基的教义架构。
所以在加尔文派的思想里,我们发现了有很多别的改革领袖没有注意到的重点,比如说,恩典的先后的问题、「预定论」的问题、关于启示的分法的问题等等。这就把改革派里的加尔文宗,特别超越其它宗教改革家的建树突显出来,而这些建树、这些突显、这些专有的本质,就形成了一个传统,直到廿一世纪的今天,树立起了非常清楚、不可忽略、不可替代的一种精神。所以我看见在教会历史的发展中,这个派系的独特性,不是笼统的宗教改革运动所能代替、所能概括的。你一定要在整个宗教改革运动中,特别对加尔文宗的成就和奋斗,以及他对圣经真正忠心的思考跟讨论的纪录,好好研讨、分析,并另眼相看。
这样,这些不同的名词,像宗教改革、抗罗宗、复原宗、改革宗,加上归正宗,常常会使一些人模糊,到底是指整个运动呢?还是单单指某一方面的成就?我个人就不愿意或不习惯用「改革宗」这个名称,因为它好像要把一种改革的方法跟改革的思潮,强调到一个地步,让人以为这种人到处要改革别人似的。我比较喜欢用「归正宗」,因为它真正的意思是要把人带回到原先正统的信仰里。
谁能领人归正?
谁能把人带回到真正原先的正统信仰去?是不是你有这个口号,你就变成「归正宗」的人?是不是你喜欢这个名词,你就可以变成这一方面的代表呢?一个把人带回归正路线的人,一定要自己先真正明白什么叫归正、什么叫正统,然后你知道了正统在哪里,你才能把人带回正统。
所以我很怕那些领路的人,自己不懂路;很怕那些教导人的,自己不知该怎么教。因为自己没有受教的耳朵、没有受教的心,而就在时机没有成熟、自己没有受过严格训练、也没有达到可以为人师表的成熟点以前,就喜欢作别人的老师。这又重蹈了虚有其名而没有其实的错谬,建立起一个很可怕的、空洞而无教义,只挂着虚名的一种宗教教会。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实实在在思考明白,实实在在以受教的心、谦卑的灵,在神的面前存饥渴慕义的态度,先装备自己,然后才作别人的师傅。雅各说:「不要有多人作师傅,免得受更重的审判。」(雅三:1)彼得也说过:「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就自取沈沦。」(彼后三:16)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教了归正神学二十多年,又办了归正学院,正当我的学生预备退休的时候,我六十岁那一年很清楚地受感动,应当要每一个礼拜安排行程,从雅加达到新加坡、到吉隆坡、到香港、再到台北,带领讲经聚会。我们不要那种只是看看几本书,就以为自己是归正的了,而是要实际地有一批人,每个礼拜亲自来听讲经、亲自来思想圣经、亲自来受造就。一晃眼,今年已是第十年了!这十年来,我们不是仍然每年举办一次神学讲座?讲的不也是归正的内容吗?既然在神学讲座上也可以听到归正信仰的内容,那为什么还要每个礼拜来查经呢?原来【神学是对圣经真理产生的信仰归纳,而对圣经真理的真正认识,则是归纳成为信仰神学理论的真正的基础根源】。这样,我们就看见归正运动需要在神的真道上扎根。一旦扎稳根基后,你所产生的神学信仰,就不是一个凭空建造的空中楼阁,也不是凭己意所归纳出来的信仰系统。在查考圣经的当儿,我们会发现因为神本来这么讲,神所启示的道本来隐藏这样的意思,这就成为我们信仰的基础,然后从道产生学、从道产生知、从道产生信的系统,就跟加尔文一生所做的工作是同出一辙。
加尔文写作《基督教要义》整套的神学理论,是根据他对全本圣经非常完备、贯彻始终、精细周全、融会贯通地认识之后,才归纳出来的结论,所以神学的基础是圣经的道。若你心存谦虚的态度,对全本圣经有周全的研读,建立起贯彻始终的思想,得到非常完美的认知之后,就能够找到全本圣经所讲的一切话的总归纳、总原则。那个总原则就产生了圣经神学,再把圣经神学系统化之后,就成了系统神学。圣经神学的系统化使我们深知我们所信的是谁,同时透过他所启示的真理,产生对他的回应;从他所启示的道,去明白他要我们思想的话,而圣灵对我们的启发,不但在客观上已经启示了真理,在主观上更引导我们进入这个真理的奥秘。然后我们透过这真理奥秘的知识系统,表达出我们的信仰,这个神学就变成非常有价值了。
今天有很多年轻人还没有好好地研读过圣经,还没有很广泛地思考上帝的话,就进入神学院了。他从老师已经作好的结论里,领受了一套结论式的知识。这种领受结论式知识的学习模式,与自我切磋学习的经历大不相同。若非自己咀嚼过所领受的知识,并完整全备地整理出新、旧约里前后贯彻始终的原则,则无法产生准确的、自我信仰的表达,所以你进什么神学院、你受哪一个老师教,你就很可能走在一条跟他差不多一样的信仰路线上。你的老师可能很明白如何从圣经归纳出这条信仰路线,而你因为只是听他归纳出来,可能你根本就没有基础,只会把你听到的结论照样再讲一遍,你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加尔文不是如此,他对圣经里的每一卷书、每一章内容、每一节经文、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非常仔细地比较、思考,然后把这一节跟那一节、这一章跟那一章、这个字跟那一个字之间的关连,构成一个有机性的认识、统一性的认识。然后这个有机、统一的系统认识,就使得他融会贯通在全本圣经之中,所以他的解经跟他的系统神学就有了一致性。
如果一个人读经而没有神学的引导,常常会变得很主观,以自己受过的教育、领受过的思想观念为前提,以自己对语言学主观而狭隘的解释,去定自己的信仰。所以那些没有受过正统权威神学影响,单靠自己读经产生对神的知识的人,是很危险的。相反的,只有从某一些人的权威,领受了已经被归纳出来的信仰系统的知识,就以为明白圣经的人,自己没有好好再去考察,没有好好再去研究、去推敲、去比较上帝话语中的奥秘,他们就照抄别人的信仰,而自己完全没有融会贯通地明白圣经,那这种人也根本解释不出为什么圣经上这样写。
为这个缘故,我们看见刚信主一两年的人,到神学院读了四年出来,就变得好像什么都懂。但我们也看到,有的人一生钻研神学,然而跟一些从研究圣经去明白真理、领悟启示、并奠定起融会贯通的知识的人相比的时候,那些学术精明的人好像很多事情都还不懂似的。这种矛盾的现象就是我们一方面要听神学讲座,一方面要有系统解经,两者相辅并存的原因。
我们在台北举办的神学讲座,在全球华人圈子里,已经成为最久的纪录。在中国教会这几百年历史中,没有过一个牧师,几十年照着不同的题目讲神学、信仰,一个系统、一个系统地讲;一个题目、一个题目地交代,然后每个礼拜在五个城市用解经讲道的方式,把一字、一节、一章、一卷来分析清楚。在传统的解经书里,总是对字义、文法、对历史背景多有叙述,但是对信息、对有机性的关连,对所有原则性的真理,以及在我们实用的价值中,应当有怎么样的动能,是没有太大的注意的。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的信徒读解经书是很容易打瞌睡的,读神学的书也很难帮助他们建立起系统性的了解。而他们比较喜欢培灵会、特会、布道会,但是去参加这些聚会,又发现刺激感官功能、兴起我们激情的回应是很容易的,但对系统、真理的知识,对全本圣经总体的了解是很肤浅的。如此一来,在教会里就形成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会友,产生某些会友非常注重学术,但是只有空洞的知识,而没有什么实际的效用。另外一些聚会则产生一些看似火热的基督徒,但当他们辩论信仰的原则时,却完全没有逻辑、完全没有受过正规教导似的。
所以我盼望我们要照着圣经的原则在三方面都要进步:教会有传福音的责任,教会有牧养的责任,教会也有教导的责任。因为上帝在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赐给教会的恩赐分为五大职分: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传福音的,第四是牧师,第五是教师。
今天灵恩派和聚会所都说这五大职分现在都还有,所以有一些灵恩派的人称自己为使徒、为先知。倪柝声在《工作的再思》那本书说:「现在还有使徒、还有先知。」这种解经完全不理会教会历史的传统,不照着神从初期教父时代起,经过改教时代到现在的引导,只是凭他们自己以为是特别从上帝领受就这样解,所以倪柝声认为使徒是到处建立教会的,因为当时的使徒就是到处建立教会的。原先使徒到处建立教会,因为这原是使徒的事奉跟使徒的功用,他怎么可以说有这种功用的人就变成使徒了呢?他怎么可以把每一个世纪、每一个时代到处建立教会的人,跟原先耶稣基督亲自呼召、然后把真理交托给他们、拣选他们中一些人写下圣经的这种使徒等量齐观、相提并论呢?
从初期教父时代起,经过改教家一直到现在,正统的思想都说使徒和先知这两个职分不再有了。因为所谓使徒就是主亲自呼召拣选的那些人。他赐下启示给他们,并由当中的某几位记载下来、传给我们,成为新约圣经。你不能说每一个世代都还有耶稣亲自呼召、面对面与他讲话的「使徒」;不能说每一个世代神再次赐下给他特别的启示,让他写出来的文章就自动变成圣经的一部分。没有这样的事!所以我们不可以把「每一个时代都有使徒」这样的说法,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事。
教会的三大工作--传福音、牧养、教导
那么,归正神学应当怎样明白这个事情呢?改教家们一致相信现在已经没有使徒、没有先知,因为新、旧约的正典已经写成了,就不需要再有先知和使徒存在在世界上。这样,使徒是代表新约的教训,先知是代表旧约的教训。而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意思就是说:教会的信仰就是透过旧约的先知,跟新约的使徒所传给我们的。旧约的先知跟新约的使徒已经结束了,所以不需要再有新的启示,不需要再有延长的纪录,不需要再有圣经之外其它的文献与圣经具有同等的地位。这样,现今赐给教会的职分,剩下的只有三种人,就是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加尔文年老的时候也肯定现在没有使徒、没有先知,只有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
传福音的--就像一个家里有妇人能生孩子。一个家庭没有孩子生出来,这个家庭就没有生命的延续。照样,教会如果没有传福音的,教会就没有真正新的会友。传福音是每一个时代都必需要有的。孩子生出来以后,就要好好地牧养他、照顾他,给他营养;栽培他,使他懂得怎样成长、怎样健壮,自己怎样处理每一个年龄所面对的各样的困难,而后继续成长,成为一个茁壮、健康的成人。所以牧养的工作是教会的第二大工作。然后教导他真理。如果一个家庭只生孩子、养孩子,却没有教导真理,孩子会变成很野蛮的人,可能身体高大,但是他灵性一定瘦弱,所以这三大工作都一定要有,这三大工作也是教会存在、教会健壮的因素。所以有传福音的、有牧养的、有教导的。
过去所有的归正运动,因为只注重教义的归正,所以在牧养跟传福音的事情上,就变成有所缺乏。在整个归正福音运动的历史中,我相信我们正面对一个将要来的时期,就是归正福音时代的到来。我们有必要预备自己照着圣经的原则,很周全地看见人们的需要。这样,我们一方面照着圣经的原则做,一方面迎接归正福音时代的来临。
教会会走错路吗?
今天我谈到这里的时候,我要回头讲到在十六世纪中所发生的归正运动(即改教运动)。为什么这个运动成为一个新的历史责任,在历史上成了一个具有非常重要而真正成功的运动?
原来在十六世纪以前,很多地区的人已经发现教会走错路。教会会走错路吗?是什么因素使教会走错路?圣经有没有提到教会会走错路?如果教会走错路,那么谁可以把教会引回正途?如果教会会走错路,那么神在教会中的保证、神在教会中的能力,到底在哪里呢?这个就牵涉到一个问题:「连上帝自己所拣选的、上帝自己所特别爱的、自己所照顾的、最重要的一个团体,都可能走错路,这个世界会变得怎么样呢?」
圣经给我们看到的是很清楚的,就是天主教的信仰,很明确地与圣经相悖,所以我们就要思想:原先基督建立了教会以后,他盼望教会是一个怎样的团体?「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她;我要把这个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使你们在基督里,掌管有关死亡、生命的这种权柄。」因为教会乃是上帝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你们凭着教会所领受的救赎恩典,愿意要向谁传道,谁的罪就可以得赦免;你们不愿意传道,人就听不到福音,他们的罪就会留在那里。所以教会就决定了、教会就影响了整个世界上在教会之外的人之生死。这是我们身为教会人士,必须注意所赋予给我们的职责,否则我们就失去教会在地上的功能。
耶稣基督建立教会,让这个教会成为上帝的家、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透过宣扬福音来使世人得释放;如果教会不宣扬福音,则世人就受捆绑。「你们所释放的,我在天上也释放;你们所捆绑的,我在天上也捆绑。」(太十六:19)按其词义来说,上帝是照着人要做的来顺服人,而其实真正的意思并不是如此:「你们所释放的,我在天上也释放;你们所捆绑的,我在天上也捆绑。」这句话是不是告诉我们,人比上帝主动?你要作什么,上帝一定照人做的去做?不是的。因为你释放人的时候,是神先把这个权柄给你,所以上帝使你有释放人的权柄,而你照着上帝愿意释放的权柄释放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天上的印证。是神已经预定的工作,一定要成全。所以:「你们所释放的,我在天上也释放。」我们释放谁?我们释放罪人。「你们所捆绑的,我在天上也捆绑。」我们捆绑谁?我们捆绑魔鬼撒但。当你传福音的时候,撒但一定要把人从它的捆绑中释放,因为它根本没有真正原先的权柄,去捆锁、限制、封闭、掌握人的自由,所以当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出来的时候,这些人就从撒但的手中被释放出来,而天上的上帝就印证这个工作,因为他已经把这个权柄交给人:「你释放的,我也释放;你捆绑的,我也捆绑。」
所以教会有传福音的责任,然后有牧养的责任,然后有教导的责任。这三件事的运行,就需要人觉悟到他要怎样照着神的旨意去做工,对真理、对世界、对受罪恶捆绑的人、对我们应当有的能力,有个非常清楚的认识跟交代。
宗教改革是最纯正的运动
我们看见,历世历代的教会遇到危险的时候,总有人站起来。当教会没有遵行神旨意时,上帝派人来责备;当教会没有传福音时,上帝感动一些人,不顾教会的冷淡,以个人的身份先向罪恶的世界冲出去,然后就形成一个有规模的、顺从上帝的一种传统跟精神。当这些东西慢慢松懈下来时,神可能容忍,也可能兴起人来改革。所以改革教会、宗教改革,就变成在历史中非常重要的运动,而这个运动,从已经过去的历史纪录来看,是被夹在两个世俗化的大运动的中。头一个就是文艺复兴运动,第二个就是启蒙运动。文艺复兴比宗教改革更早几百年,启蒙运动则比宗教改革更晚了两、三百年。
在前面的几百年里,当文艺复兴轰轰烈烈地改变整个社会跟人类的文化的时候,有一些人文主义学者在社会中具有领导的地位,他们尊重圣经,把圣经当成伟大的文学著作,其中也包含着伟大的思想,并且把它当成伟大的宗教、伟大的文化和伟大的成就的纪录来读。就在读的当儿,他们也发现圣经有神的成分,不是文化所有的;他们又发现通过圣经所建立起来的信仰,在文化里是无法被建立起来的;他们还发现圣经有神给他们的使命,是在文化里面不可能得到的,结果他们就遵行神的旨意,成了神的仆人。这些改革家,有一些根本不是教会圣职人员、不是神职人员,原先根本也不是研究神学的人,加尔文就是其中一个这样的人。
加尔文本身应当说是一个平信徒,但是他对圣经的研究、对上帝道的了解,竟然如此清晰完美、系统全备、前后一贯到一个地步,远超过历世历代任何一个教父、任何一位教皇、任何一个主教、任何一位传道人,所以这是神特别兴起的改教家。如果他从小在天主教的系统中,承受了人所建立的传统和知识,可能他没有办法对圣经的原意到底是什么,看得那么清楚,至终他自己会被限制在宗教、传统的错误中,而不能自拔。
神的作为是很奇妙的,就在第十六世纪中,从传统的修道院里,兴起了一个非常尊重教会历史的马丁路德;也从非传统的当中,兴起了一个不是在整个宗教历史里受过严格宗教训练的人,就是加尔文。结果这两个人前后一致地发现圣经里的真道,一同明白圣经中最伟大的信仰,一同从圣经中所发现的真理,找到了应当如何改革那远远离开圣经的教会的方向与途径。
所以宗教改革是神自己在历史中的一个干预。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表明那个时候神的时间到了,用他自己的主权,对世界上那些自以为最明白上帝旨意的宗教领袖的一个审判;宗教改革是上帝为了他永世的计划、永世建立教会的心意,所赐下的一个更新;宗教改革超越所有的文化运动,特别是之前的文艺复兴和之后的启蒙运动。它的动机也最纯洁、最具刺激性和启发性,是神赐给人类的一个大礼物。
我要强调地说,【宗教改革是历史上最纯正的一个运动。历史上,从亚当被造直到廿一世纪的今天,没有在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文化、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宗教中,产生过如此纯洁的运动。它完全为了要明白上帝的旨意,以纯净的动机,要讨好上帝的心,盼望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最纯洁的教会,盼望建立起对神的真理和信仰真正清楚的知识,预备神的百姓,使他们以顺服的心志奉献自己事奉神的一个运动。这运动是要完全忠于上帝、完全顺服圣经、完全服事上帝,所以这个运动是非常、非常具有价值的】。
你把文艺复兴跟之后的宗教改革作一个比较,你就知道:文艺复兴是以人为基础、以人为榜样、以人为目的、以人的动机为运动的出发点的一个人文运动。而宗教改革完全是以要讨好、取悦上帝、顺服上帝、受上帝的灵感动、归回上帝的话语、在地上建立上帝的国度、成为上帝喜悦的子民、成为上帝心中喜爱的教会的一个运动,所以这两个运动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你在研究历史的中,以为这两个运动都牵涉到文化、宗教、伦理、人的生活、艺术以及文化,所以把它们归为一类、等量齐观的话,你是完完全全的错了,因为历史上只有这改教运动是这样纯洁的、是这样以神为中心的,是单单要讨神的喜悦、归荣耀给上帝的一个运动。
同样的,当你把以后的启蒙运动跟改教运动作一个比较的时候,你又发现:在宗教改革以后,人又再一次以人为本,以靠自己的聪明智慧的这种动机,来盼望人类有可能达到的自我成就,来夸耀人类自己的本事,来影响后代的一个运动。
所以宗教改革以前的文艺复兴,是人文的;宗教改革以后的启蒙运动,也是人文的。两个都是以人为中心、以人的理想为目标、以人自己一厢情愿的动机为自己的夸口的一个运动。启蒙运动的终极点,就是要认定人在历史上已经达到了最高的境界,人在历史上自我发展的过程中,已经成为发展、发达、发育成功的成人。这个就是整个启蒙运动的精神。我们用一句话来把它表达出来,这句话就是:“man
has come of
age.”人自认已经长成、长大,到了历史上最成熟、最昌明、最智慧的时代了,他们就宣布:「人不需要神。」
所以启蒙运动跟宗教改革,跟从前的文艺复兴,都牵涉到宗教、都牵涉到社会、都牵涉到文化、都牵涉到伦理。但是不同的地方在于,【宗教改革是唯一的运动,告诉我们要以神为中心,以他的启示为明白真理的来源,以基督的救赎成为我们得着盼望的因缘,然后整个运动是要荣耀上帝】。文艺复兴不是如此,启蒙运动也不是如此,只有宗教改革终极的目的是
Soli Deo gloria!The glory should be only to God in the
highest.一切的荣耀只应当归给至高的上帝。而启蒙运动则完全以人为中心,说:“N0,we should create
our own glory,because we are great. We have come of
age.”我们应当成就自己的荣耀,我们应当建立自己所能建立的存在,我们应当深深觉悟到我们已经达到了成熟的最后阶段,所以人不需要上帝。这完全与改教运动的精神相悖。
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思想改教家、思想教会、思想信仰、思想对信仰的认知,我们也要思想在过去的历史中,在宗教改革的这一条路线中,那些改教家怎样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要继续传讲改教运动以前,促成改教的那些历史因素,当中经历了什么不同的时期,有什么重要的事件发生?到底改教家为什么要牺牲?为什么要这样争?而正进行改教的期间,又有什么事情发生?改教运动跟文艺复兴运动的不同在哪里?改教时期人文学者跟非人文学者,与神跟与人中不同的地方在哪里?然后,归正神学的特点到底是什么?从十六世纪的改教运动起,一直传到现在,然后再发展到以后,归正神学对世界应当有的贡献,跟以后在教会中,又应当怎样把这个精神延续、推展下去,这都是我们要关注思考的课题。
我要继续在下一堂中给你们解释,这三个运动的不同在哪里?然后为什么宗教改革是需要的?在宗教改革还没有施行出来以前,在历史上有哪些宗教改革的精神?曾经闪过一些光辉,曾经做过一些事情,但是最后几乎全军覆没,直到十六世纪,神的时间来到了,为教会开了路。但是,到了廿世纪的时候,基督教自己又轻看自己,再把自己这条神已经为我们开的路,把它关掉了,然后走错误的路线。等我们对于历史、对前瞻都有交代之后,我们知道过去所犯的错,从哪里堕落的,也知道未来的成功要怎样去寻找,盼望我们就能转变成对历史有责任感、在历史上成为真正蒙上帝悦纳的人。愿上帝赐福给我们!
第二讲:
信心
信心--基本的信心、听道来的信心
我们已经思想了神在改教时期,借着一些真正明白神心意的人,看到教会的需要,把时代的危机转成新的一个转机,然后留下了美好的脚踪、奠定了纯正的信仰、开启了历史新的一页,来迎见耶稣基督的再来。
教会历史中,信仰的挣扎、奠定基础跟承传,是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任务。教会的失败是从信仰的偏差开始的。如果信仰一偏差,祷告也偏差,事奉也偏差,伦理行为、行事为人都会偏差,在生活上以及对社会的贡献,就产生错误的影响,然后在历史中,就被世人所抛弃,成为一个一文不值的团体。
为什么说信仰偏差,连祷告也偏差呢?当我们说:「你求告主名就必得救。」那么保罗就问:「如果你不信,怎么会求他呢?」所以这里是告诉我们,【纯正的信仰是纯正祷告的基础】。我们很多时候读那一段圣经,就是照着字面看,没有看见那有机性的关连的奥秘。保罗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不信,你怎么能求?求是因为我相信而求。」但这个层面就常常被误会为,你信上帝的全能,你就要求全能的上帝作你的奴仆、替你做事情,这就是今天灵恩派的毛病。
他们祷告越恳切,可能就证明他们越自私。他们的求是逼,他们的求是一厢情愿的表达;他们的求是从他们错误的信仰产生出来的。他们的信是:「你信吗?你信,一定得到医治。」这些人是谁?是还没有信主的人,而还没有信主的人怎么会信呢?只有从听道来!因为信道是听道来的,这就是为什么宋尚节博士要你听七天的道,最后一天才为你祷告,因为他明白这个原则。
今天,照样学样的人,好像很像,宋尚节医病,我也来医病,「你只要信就得着。」但是宋尚节要你听廿一次的道,一天三次,七天过后,最后一次再为你祷告。他告诉你,信道从听道来的,你听清楚了,你有了信心了,才来祷告。
有没有一种信心,是不需要听道就本来有的?有。这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6节所讲的:「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这句话不是单单告诉我们信心是一切蒙上帝悦纳、来到上帝面前的基础而已,其实这一节圣经也告诉我们,上帝早已经把一种最基本、最单纯的信心,放在人的直觉里面。所以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事,人所能知道的,早已经显明在人心中。虽然他们看不见上帝,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知道上帝的永能和神性,这些人已经信有上帝。(罗:19,20)无神论是故意躲避这个神已经放在他们心中的真理的种子,所以他们说:「没有证明,我就不要信上帝,我要证明上帝不存在。」不存在的东西为什么需要证明呢?不存在嘛!所以当他说:「你们找不到上帝存在的证明,但是我要先知道上帝存在的证明,我才要信。」其实这些都是废话。很多知识分子是很有知识的傻瓜,很多知识高超的人,是没有智能的假知识。
上帝说:有一种信心已经给你了,那种信心不是你可以证明的,也不是你可以反证的;那种信心是神显明,不是人证明。【「显明」出于神的主动,被显明的人出于神给你的一种被动领受恩典的权柄。「证明」出于人的主动,人以为被造界可以借着被造的理性的证明,去找到创造的上帝存在的证据,这是颠倒因果、自欺欺人的事情。】
等一会儿我们提到为什么在归正神学和加尔文的思想里,有一些东西是后来福音派没有找到,也没有注意到的,而这些是我们信仰中很重要的总原则。
罗马书告诉我们有一种信心本来就存在,你不需要听道你就有那种信心,那种信心跟第十章第17节所讲的「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是两回事。因为第一种信心是最基本、最原始,神藉着普遍之恩,早放在人里面的种子,那个信心也就是在人心中不证自明、不言自明、不思自明、不听自明的真理的种子。
如果人说连这个信心他也没有,那是自欺的,因为他是故意压制,压制了这个种子,然后说:「我不能对上帝产生信心。」创造人的上帝是最明白人是怎样被设计的,鉴察人心的上帝,也是最清楚明白人是怎样破坏他的设计,人是怎样用自己不成证据、不成理由的理由来背叛真理的上帝。所以上帝的怒气自天降下,临到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不虔,是对神;不义,是对己、对人。这种不虔的人、不义的人,神的怒气在他身上,不必辩护,因为逃不了,因为他是抵挡真理的人。中文翻译成「抵挡」的这个希腊原文字,包含有压制(suppress)的意思,怎样压制真理呢?人内心的深处,就有一个信心的种子,续续不断对我们说话,而你压它、你不要它,你故意把它压下去,你却说:「我不能对上帝有所信心。」
明明可知、无可推诿
斯大林是恶名昭彰的独裁者,l924年继承了列宁,为了绝对不让他的政敌夺取他的政权,在全世界寻找托洛斯基(Trotsky
1879-1940)的踪迹,最后用苏联最机密的特务暗探,在拉丁美洲暗杀了托洛斯基。他就独揽大权统治苏维埃,没有人可以制衡他,直到1953年他离开世界为止。这些事我很清楚,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是共产主义的信仰者;是进化论的哲学思想的推崇者;是无神论、辩证唯物论的追随者,所以共产理论讲的事情、进化论的假设、唯物论整个哲学的基础,当我十五、六岁的时候,就非常推崇。
在斯大林的统治之下,曾经发生过一件科学界的丑闻,就是他用各样的办法来窜改科学的真理。在1935年的时候,他在苏联的教科书中灌输一种知识,就是科学界已经可以用科学的办法来制造生命。这些东西被印在小学的教科书里,欺骗整个苏联人。在这种错误的知识被写进去之后,英国、美国的实验室就试试看,照着他们所提示的也去做,结果没有一个实验室得出同样的结论。他们出于一个抵挡上帝、压制真理的动机,然后借用科学的名义,使幼小的苏维埃下一代,在最原先的、最基础的教育上,就先相信生命不需要上帝创造,生命是科学家用科学的办法,在实验室里就可以造出来的。这件事的后果就变成一个公开的谎言,是歪曲事实的虚假,没有科学根据的谎话。所以,不久以后,西方对苏联的教育,对共产唯物主义故意否定神,然后利用科学来佐证、来述说他们的这种一厢情愿的虚假,是越来越看不起,但是苏联的孩子们,已经几乎没有办法再回到上帝面前。
但是很奇怪,1953年斯大林死了以后,到了1970年代,这廿年中,有一个比较不寻常的社会现象,是共产党头头皱着眉头,百思不解的。什么现象呢?就是苏联的青年人结婚的时候,大都盼望在礼拜堂举行。他们是无神论者,他们从小接受的是无神教育,他们所领受的是科学万能的基本价值,但是这些人在结婚的时候,他们虽然不是基督徒,虽然对宗教没有什么兴趣,但是他们盼望至少有一个在礼拜堂结婚的经验,有人给他们祝福,有一批人说:「神与你们同在。」使他们心灵有吃冰淇淋的感觉。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表示神早就将一个基本的信心放在人心中,你没有办法把它除掉。
到了1980年代的时候,消息传来,斯大林的亲生女儿离开苏联,在印度宣布不回苏联,她就在自由世界里讲了一句话:「虽然我是从小受无神教育,但我心灵最深最深的地方,知道有上帝的存在。」这些是在廿世纪真正发生过的,在最无神、最独裁、最反对上帝的家庭,斯大林的一个女儿亲自告诉我们,她心灵深处最深的地方有一个声音告诉她神是存在的。所以这种信仰是人寻找真理一个最重要的基础,这种信念是神已经赐给人的普遍恩惠,这就跟罗马书第一章19-20节所说的完全吻合。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可以向人传福音,有可能使他重新找到信仰的基础的原因;这就是人为什么到了最困难的时刻,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会思念到那伟大的创造者,虽然他从来不知道他,因这种信心是不需要听道的。
如果你说:「我信上帝是全能的。」你根据什么信?这就得从听道来。因为「知道上帝存在」,是神的普遍启示恩典,同「知道这位存在的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知其存」,而更进一步「知这一位存者是谁」之间,就需要听道,所以我们不是单单对「没有神存在」的这种动物讲道,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乃是对那些已经有了基本「神存在的信心的种子」的人讲道,使他从这一个基本的信心,跳跃、进到那个有神的真理建造的信心。这个就是人性中的两个阶段,你原先知道有神,但是借着道,你就知道这位神是怎样的道、怎样的上帝。
当灵恩派的人说:「你只要信,你就可以得救。」的时候,他到底是指哪一种信呢?很多人就囫囵吞枣,被现象欺骗,没有很严肃的去思考、很严谨的去追讨、很实实在在的探索,许多现象背后错误、矛盾的基础是什么,所以如果你信神是全能的,你在全能的神面前,应当是惧怕,不是嚣张;你应当是敬畏,不是命令。有一个基督徒祷告,大声得不得了:「主啊!……」我拍拍他肩膀说:「如果耶稣真正站在你面前,你敢这样喊吗?」你敢这样:「主啊!主啊!……」的向他喊吗?主可能问你:「可以不可以小声一点?」你是不是真的信他存在?然后你是不是把他当做一个讲话的对象,尊敬他?或者你命令他,大喊大叫的祷告?所以很多很狂热的祷告,我越想、越看,越像假先知的祷告。就像巴力的先知盼望他们的假神可以显出一个神迹来,他们祷告恳切到一个地步,用刀、用石头砍自己:「你醒醒吧!你显出你的能力吧!」有能力的神需要你这样命令吗?这样追讨、这样催逼、这样强迫他吗?
所以宗教现象跟宗教信仰常常是脱节了,宗教的严肃的设计和宗教情操的惯性,常常是脱节的。所以当你说:「我信上帝是全能的,所以,你一定要医我的病。」这个信上帝的全能,是一个必须的假设,否则你的病就不能得到医治,而为了我的病能得到医治,我一定要先相信上帝的全能。而上帝是不是全能的,你根据什么知道?就根据我盼望他能医我,就假设他一定是全能的。这种宗教、这种信仰,不是圣经的,这种信心也不是从听道而来的,这是自我错误的信念,假设一位对自己有利的上帝,然后就命令他听你的话。你就利用观念中以为上帝是全能的这种知识,来逼上帝作你的仆人,你在祷告时是正在犯罪。
可能台北的基督徒很少听这样的道,我告诉你,不但很少听这样的道,连你看所有解经的书,也读不到这样的道,更少牧师是对你这样讲的。而这样讲的原因,因为这就是改教精神。我们如果没有揭穿错误的信仰、错误的信念、错误的信心,指出他的源头不是出于圣经的,我们就不能说是忠于圣经的人。
每一次我给你震撼的时候,我要你深思,不是要你马上用你对我的生气来报复我。我已经注定成为一个「爱我的爱得半死、恨我的恨得半死」的传道人,你必须真正听明白这些话,而你真正愿意顺服真理,你应当为明白了这些真理而感谢上帝。如果你是坚守你错误的信念,又绝对不顾意让你的感情受伤,那么每一个把你的疮疤挖出来,把你的错误用X光照出来的人,就是你恨恶的对象,而你对他的恨恶,也就是你宗教情操的一部分,那就真正证明,你的上帝不是在天上的上帝,你的上帝是你的面子,跟你不肯受损的感情。
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而这些最可怕的事情,就发生在最神圣的宗教界里,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一定要死在十字架上的根本原因:因为那些法利赛人接受他们历史传统几百年来对摩西的学术研究,根深蒂固地以为自己是绝对不可能有任何错误的解释,结果在耶稣X光照射之下,显出原来是个假冒为善的人,原来是一个宗教的外壳,涂得很美好的装饰,里面是死人的骨头,所以他们的回应就是:「与其我们被你消灭,不如先消灭你。」而这也就是
Richard Niebuhr 在他的《基督与文化》(Christ and Culture
)的序言中所讲的:「犹太人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与其让基督摧残他们的文化,他们宁可先摧残基督。」
先拔出、拆毁,再建立、栽植
我们的聚会要作什么?要表现出传道人很厉害吗?我们的聚会要表现什么?要表现出神一定会听每一个人祷告,谁的病他都要负责医治到好吗?我们的聚会要作什么?所谓的特会,有什么东西要特,有什么好特?我很想那些很爱用「特会」这个词语的人告诉我,他的特是什么特?是特别热闹、特别胡闹、特别吵闹?或者特别新鲜?或者特别嚣张?哪一个特?是特别多人的特?你要知道宗教中人数聚集最多的不是基督教,从亚当到现在,人数聚集最多的宗教,是印度的大壶节(Kumbh
Mela)的节期,最近的一次差不多三千六百万人聚集。葛理翰最大的聚会才一百多万人。回教徒每一年在麦加的朝圣节,可以众集到三、四百万人,但印度教有两、三千万人的聚集。人多算什么?因为人多,就叫做特会吗?里面的信息是不是真理?所传的合乎圣经吗?你的方法论准确吗?你的信是圣经所讲的「因听道而产生的信仰」吗?或者你的信是因为神放在你里面的种子?如果在研究圣经跟神启示的范围中,你甚至根本没有找到这种信跟那种信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就只一昧地说:「我信、我信。」那我要质疑你信什么?你为什么信?你信的是根据什么?这样追讨下去,我们很多人可能要重新打根基,要拆下我们这许久以来以为已经建立的基督教信仰。
「唐牧师,请你不要搅乱我。我已经很平稳了,你一来,我就乱了。」我告诉你,我教神学,到今年已经四十五年,我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打乱,打乱我所有的学生那些他自以为已经知道的,却是错误的基础,否则你不能重新建立那纯正的。
好多年前我们印度尼西亚有个十九岁的孩子,当时是全印度尼西亚拉提琴最好的一个年轻人。他到美国深造,在一位很有名的提琴教授下面学习。有个消息传来,我们都吓了一跳,那个提琴教授对他说:「现在我盼望把你训练成一个很好的提琴手,你要听我的话。第一个课程就是你一年不可以拉提琴。但是学费照缴啊!所以他的爸爸皱着眉头问我:「这个老师对不对?」我说:「对!」他说:「为什么这个老师对?我辛辛苦苦地赚钱,花上我一大笔的财产给孩子到美国读书训练,付了那么多的学费,得到的是一年不可拉提琴,这个老师是作弄我吗?或者是贪我的钱?是侮辱我的孩子呢?或者真正是好的老师?」我问:「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教授不准他拉提琴一年的原因是什么?」他说:「你孩子抓提琴的这个手势跟角度是不对的,而他因为已经拉了十多年,所以要修改,一定要花一年的时间。」所以那一年就是一整年不可拉提琴。这叫什么训练呢?但这是必须的﹒一个没有学过的人,是还没有学错的人;一个学了差不多,而没有从最好的基本功打基础的人,是学越多、错越多的人。
让我们回到圣经里好吗?我们要归正,就一定得把歪的丢掉。而歪的是谁建立起来的?是那些从起初就不懂正的人建立起来的,所以我第一个责任就是打乱你。你说:「你凭着什么资格打乱我,可能不可能你比我更乱?」好,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教会不可以用一厢情愿、绝对主观、自以为意志强就可以得胜的人,来取决谁是真理。我们要从历世历代有永恒的上帝借着永远的灵引导的这个原则,去查考众人以为美的事,而后才去遵从。
而我很不客气地对你说,今天无论新派的、无论灵恩派的,他们所讲的、所建立的信仰所形成的错误,都是违背了永恒的灵在暂时的历史时间过程中,一而再、再而三引导「圣而公教会」的一个传统记录。所以我不能因为有一个人说:「圣灵感动我。」我就顺服他。我不能因为有人敢把教会两个字的招牌挂在他房子上,我就一定要和他合一。我要照着圣经所讲的,以及历世历代从教父到如今,圣灵怎么引导那真正爱主的人,对全本圣经认识所建立起来的一个完整、贯彻始终、恒常在正统严格的要求之下,所建立起来的知识系统,在这里找到一个正统的权威。然后用这个去批判那些以主观绝对化自己的人所宣称的真理,然后才谦让的说:「主啊!是出于你的,我要无条件的接受;是与你的真理有所相悖的,我要勇敢的拒绝。」我才是一个真正有归正精神、忠于上帝、顺服圣灵引导、成为神所喜悦的一个基督徒。
请问,神学院教这一课吗?请问,外来的布道家有人这样考验他吗?请问,那些最有影响力的传道人,谁考他们?神学老师考学生,谁考神学老师?布道家讲道影响教会,谁鉴识布道家?
十多年前我到乌克兰去带领布道大会,会众已经在礼拜堂里挤得不得了了,我想不到他们不准我上台,对我说:「对不起,Dr.Stephen
Tong,would you please come to our room?Because our leaders of
the Synod would like to talk to you to test your
faith。」我很客气地对他们表示,我很欣赏他们严谨的态度,在讲讲员上台前先察验他的信仰立场。然后,区会的会督同两个传道人,是他们比较资深的牧师,就一题一题跟我辩、跟我谈。谈了差不多廿分钟以后,他们说:「好了,你可以上台了。如果我们跟你谈的这段时间发现你的信仰是错误的,我们可以随时取消聚会。」我非常感谢上帝!我发现所有请我去讲道的中国教会,从来没有做过这件事,也从来没有做过对另外一个布道家鉴察、试验、好好的查考他信仰的事。这就是我们为了人情,为了对某某人的信任,我们把我们的会友、把上帝国度的子民、把基督耶稣的羊出卖掉的原因。
请问:「为什么巴拿巴要把保罗带到彼得面前?」他要保证这个人是真悔改的。(徒九:27)为什么保罗跟他们大大纷争、辩论信耶稣的人不必再受割礼?他们说:「如果这样,我不要听你的,我们到耶路撒冷去问使徒们的意见。」(徒十五:1-2)为什么?这就是所以我不能随便把那些「自以为定了某些信仰权威、自以为定了某些信仰标准,就可以教导人」的人,当作是一个不必考验就可以接受、如同接待上帝真正的仆人的态度那样去对待他。
为什么保罗第二、第三次传福音的宣教旅程,到了原来的地方造就、建立他们以后,就要设立长老?因为他要一些人固守真道的奥秘,严谨遵守使徒传下来的教训;要那些人紧紧盯住上帝羊群的动静,谨防异端的侵入。这些都是圣经的记载,明文写下的原则,很清楚地教导我们。
但是今天我们的教会松懈到一个地步,你要在长老会作牧师,从长老会的神学院毕业就可以了;你要到浸信会的教会作牧师,到浸信会神学院就读就可以了,因为先假设浸信会牧师已经受了考验,是可信的。但是我严格的告诉你:「假设训练中心的训练是没有错的,那他们训练的学生一定是没有错的。」这是一种迷信,许多信仰的偏差就从这种迷信开始。
让我举一个典型而又令人痛心的例子。1850年,一位德国很重要的神学家叫做包珥(Ferdinand
Christian Baur 1792-1860),杜平根学派(Tübingen
School)的创立人。这个人占据了神学最高的学术教授团的中心地位。但是他已经瞒着教会,放弃了「耶稣基督是神」的信仰立场,不把他当作敬拜的对象,只把他当作效法的对象,因为他的行为是伟大的,但他的神性是可以怀疑的。在教会不知情,也没有人可以鉴识的情况下,他已经放弃了一千八百多年来「敬拜基督、信靠基督、以基督为我们的信仰中心、为我们的信息中心、为我们的宣讲中心」的这个传统。然后他教导出来的学生就一个一个走了这条路,离弃了信仰,然后这种背道、离经的新派神学训练出来的传道人,就一个一个上讲台。就在一百五十九年后的今天,从1850到2009,那些受杜平根自由派神学(Tübingen
Liberal)影响的传统教会,就一间一间变得空空如也。不但没有传福音,无法把应当认识主的人从外邦人中带回教会,就连已经在教会传统下生的孩子,也等于一个一个地把他们赶走。
在一个生孩子的比例越来越小的国家,像台湾,不但不会生,也不会传福音,教会的前途是很黑暗的。如果我们不传福音,但是每一个人都有十二支派的子孙,那也不错,我们教会还可能增长。这个是增长学里最低的层次,叫做
church growth by
genetics。借着生命规律,生一大堆孩子,个个使他们作基督徒,那也不错。但是现在台湾的女人,平均一生只生
1.36个孩子。两个人结婚,生下 1.36个孩子。孩子长大了再结婚,成了第二代,变成
1.16,过了一百五十年以后,台湾的人就要绝种了,正像今天的日本。所以又不传福音,又没有能力领人归主,又不生孩子,教会还有前途吗?你不要笑,你应当在上帝面前痛哭。除非我们的方法论回归到以圣经为根据,否则我们是没有办法以自己的聪明来抵挡上帝所定的规律。
现在我回头,讲到今天要谈的。也就是为这个缘故,「信仰的持守」,以及「信仰的传播」,就成为神的家兴旺的两大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持守本质、坚守信念,然后坚守使徒传给我们的纯正的信仰,直到耶稣再来,我们就不会被异教之风飘动、不会随波逐流、跟世界走,我们不会让世俗的遗传、哲学、异端,来攻击、抵挡上帝的道,侵蚀到我们的心脏地带,以致于我们中毒而死。如果我们持守了纯正信仰,再加上我们有能力,把我们的信仰传给别人,把别人从撒但手中抢夺过来,归向上帝,那这个教会是稳定的。如果教会以为坐了很多人就等于是教会增长的话,那是幼稚的妥协,以量代替质的现象之成功,不是圣经的原则,所以智慧的人应当以智慧为是;有识之士应当醒悟过来。
我每年来讲神学讲座,今年已经第廿四个年头了,恐怕不会再有十年了,因为我已经七十岁了。要是你们把我的聚会当作是一年一次,偶然的:「唉呀!又多忙一个礼拜,唐牧师来,我又得来忙碌事奉。」那你可以不必来,但如果你说:「这个人讲的,跟许多外来的讲员讲得完全不一样,而且讲的是关系到台湾福音跟教会的前途、生死。」那么你不但要注意,而且要好好消化,然后好好悔改。求上帝给我们一把复兴的钥匙,重新振作起来,不惜付出多少代价,像加尔文一样的说:「我把我的心交在你的手里。」你愿意吗?
基督与神同等荣耀、权柄、本质、永恒
在第一到第三世纪的时候,教会持守信仰的挑战,是在两件大事情上,第一件,就是有关于「基督论」的辩论。这位基督是谁?如果他是神,怎么会有血肉的身体?如果他是人,怎么会行神迹奇事,而且不先祷告?以利亚、以利沙行神迹要孩童复活的时候,都先向上帝祷告,这种事在耶稣身上没有发生过。那么耶稣是凭什么力量行神迹的?唯一的可能,他自己是神,所以神自己就行了神工作的记号。
「神迹」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记号」,a
sign of
God.上帝有上帝的记号,这就是神迹。耶稣基督如果是人而已,为什么他有神的记号呢?如果耶稣是神,为什么神会有血肉的身体呢?这种困惑是历史上众先知没有遇到过的,这种矛盾也是所有宗教未曾遇到过的,而上帝就把这块石头放在那里,来绊倒不信的人,却来坚固他的选民。
所以教会要找出一个真正的答案,我到底为什么信耶稣?我对基督的信仰有哪一种正统的知识支持?而这个知识是不是从神的启示归纳出来的?所以他们查考旧约,要在旧约中找出,是不是在上帝的计划中有这一位以神的身份到地上来做人的、神人二性的中保。结果,有一些人接受耶稣有神性,有一些人不能接受耶稣有神性。不能接受耶稣有神性,怎么解释耶稣行神迹的事情呢?结果就找出一个折衷的办法--耶稣是神,但是他是上帝下面的次等神;耶稣是神,但不是那个全能的、至高无限的神;他是有限的受造神、是神所创造的次等神,只是曾经有神能力的大能神,但不是真正的全能神。
这种观念在第二世纪就透过一个很重要的人讲出来,这个人叫做亚流(Arius
c.256-336)。亚流认为基督是受造的、基督不是全能的神、基督不过是大能的神,结果教会就产生了两批不同信仰的人:一种人说:「我的神、我的主」,就向他敬拜;另一种人说:「我的神,但在上面还有另外的神。」这两种人同在教会里。如果你说这两种说法可是、可非,无所谓,教会可走这条、也可走那条,那基督的身份就模棱两可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教会就要分裂了。
教会要在道上合一,教会要在信仰上合一,跟今天灵恩派所搞的合一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在主里,我们都是弟兄。」就这样唱唱叫做合一?如果那么随便,天主教也信耶稣,是不是弟兄啊?我问你,是不是?你不敢回答了。天主教有没有信耶稣?天主教有没有圣经?天主教有没有《主祷文》?天主教有没有使徒信经?而且你们都是从前从天主教出来的啊!灵恩派搞的合一,是让所有的教会跑到他那边,这个叫做合一。他不会用同样的原则跑到你的教会来的,只有你合到他那边,他是不合到你这边的,所以他这种假的、欺骗的、虚伪的合一,是要扩张他的势力,瓦解所有的教会。为什么?因为他以为他有圣灵,而你没有圣灵。为什么知道他有圣灵、你没有呢?因为他会讲方言,你不会讲。这是一个套一个、再套一个,结果跟着他们这样套下去,整个基督教会就瓦解了。这种谬误的信念开始打动了很多盼望成功的人。有哪一个传道人要传道一生只有两个果子呢?有哪一个牧师牧了十年教会没有增加一个会友呢?所以很多牧师就受到试探:「你要你的教会兴旺吗?」你一定要走灵恩派的路,因为走灵恩派的路都会进步。根据华理克(Rick
Warren)所言,有标竿的人生就会有成就。所以定标竿吧!但是,我要问:「定的是什么标竿呢?是神旨意中所定十字架、先死后活的标竿?或者你只要凭着你的努力,就会得到更大成就的标竿?」这个都没有人分析、没有人分辨、没有人鉴识,反正潮流是这样、风气是这样,大家就跟着走吧!然后,你一定要「合一」,走这条路,你才会兴旺。很多的牧师就妥协了,就投降了。那些已经走上这条路的人,又奉献了很多钱到神学院来。神学院的老师有一些也知道这个不大对,但不可以反对、不可以讲,你一讲,奉献不来,你神学院就得关门了!所以整个世界在一些很可怕的、虚伪欺骗的运动中,慢慢摇、慢慢妥协、慢慢褪色而不自觉。
但是有一个唐崇荣,一定要回到圣经,绝对不妥协、绝对不混杂、绝对不放弃、绝对不讨价还价!我们不可以只求把巨蛋、大蛋、小蛋坐满为满足,却完全不管信仰有没有完蛋!我今天不是跟你开玩笑,我今天以将近七十岁的人的身份对你讲:「我一点不会妒忌那些比我成功的,因为他们的成功如果只是量的成功,对我来说是完全没有价值的。」
根据今天成功神学的标准来衡量,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绝对失败的!因为耶稣死的时候,连一首基督教的诗歌都没有写过、一间基督教的学校都没有建过、一本基督教的书都没有写过、一卷福音都没有提过,三十三岁就被挂在十字架上,耶稣有什么成功?他应该说:「唉呀!完了!我孤孤单单,三十三年半的生活,现在被钉死,还有什么盼望?」但耶稣说:「成了!」那个「成」不是照现在的成功神学的标准跟钥匙去定的,那个「成」是照神的整个旨意的原则去定的。今天有多少教会、多少传道人还忠于上帝?还看到持守本质的重要性?
所以当亚流派讲耶稣基督是受造的神、是低于全能上帝的次等神,他虽然没有全能,他至少有大能,所以他会医病行神迹。哇!这种折衷的办法,是很容易被接受的。这种又不是神、又不是普通人,是第二种神的这种妥协,解决很多外表矛盾的事情,但是就在这些事件的背后,魔鬼笑着说:「我要瓦解基督教的信仰了!上帝辛苦让他的独生子道成肉身到世界上来,我就把他变成一个半神半人、不神不人,他不过是一个次等神,是一个大能的神,而不是真正的神。」基督徒如果这样信了,那么他的救恩就没有意义了!因为只有当他又是真神、又是真人,他才是中保。说他是大能的神,没有解决这中保的问题,也没有解决救恩的问题。
撒但用全世界的尊贵荣耀对耶稣说:「你拜我一下吧!我就把这个全部给你。你要死,很辛苦;你的门徒要被杀,很凄惨;你还要世世代代派人到天涯海角去传道,很辛苦。你知不知道飞机票可以取消的?你知不知道很多的布道经费是很困难的?你知不知道人要杀死你的门徒,殉道是很可怜的?为什么不用最简单的办法,拜一拜,全世界都变成基督徒,因为天下都给你了。」这里耶稣一定要看出有两个原则:第一,当全世界这样信我,成为属于我,而不是真正照神的旨意,我的成功有什么价值呢?第二,你凭什么资格把全世界给我?难道世界是你的吗?你听明白这两个原则吗?
你们有哪一个人去参加葛理翰(Billy
Graham,1918-)的孩子葛福临的布道会?你听到什么信息?你听到基督的死而复活成就了救恩的信息吗?你到底听到什么?在那个聚会上很多人到前面来,他们到底要接受什么?我告诉你,我年纪越大越发现,葛理翰的工作是草木禾秸,因为他自己两次在电视机面前讲:「人不需要透过耶稣也可以得救。」(你可以在
internet 找到)所以这个大布道家会做大,他里面妥协了什么东西,只有上帝知道。
包乐(Louis
Palau)曾派他的全球经理到我家来,盼望我的教会支持他在雅加达举办的布道会,这个大概是将近十八年前,1991年的事了。我问他的第一句话说:「你要作大吗?」他说:「是啊!我们要作很大的布道会。」「请问,要做大,你要妥协的事情是什么?请告诉我。」他没有想到我问得这么犀利:「In
order to be big,please tell me honestly what you have to
compromise。」他说:「Theological-wise,no compromise.
Message-wise,no compromise.」然后我问:「Other than these two,what do
you have to compromise?」「The name-wise we compromise.」「Tell me
the details.」「我们这一次不用 Louis Palau crusade
,我们用的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独立四十五周年』布道会。」名字就妥协了。我问第二个问题:「除了包乐是大会的主要讲员,其他研讨会的讲员是谁?」他列出的名字,我就知道不行了。灵恩派的、新派的都可以参加,这样,那些人才能来呀!那些人来了,大会就可宣布某个牧师也是讲员之一,就叫那些牧师们的会友也来,就可以拉了一大堆基督徒的群众来。雅加达那个时候差不多有一百零五万的基督徒。如果能够在一百零五万中拉到十分之一来参加聚会,就有十万人,那大布道会可以做成功了。就算90%的人不要参加他的布道会,能够拿到百分之十也不错了。我去年在雅加达的布道大会,最后一天差不多三万人来参加,但我是完全不妥协的。
我要问这大布道家,你妥协什么,你诚实地告诉我好吗?我要真正忠心对神﹒我不要你骗我。结果他要这个也参加、那个也参加,就给他作讲员,大家一同讲,大家一同在主里合一。这是为真理的合一吗?或者是为组织上的合一?是为了达到我盼望的量、拍起照来很好看,像是一个成功的布道会?或者是在神的心意里,要我真正忠于真理的合一?
这个时代还有人讨论这些事吗?这个时代还有传道人要严格到这个地步吗?但是我告诉你,如果我不是这样的,我宁可死。我曾经对上帝说:「当我在不忠于你的时候,求你把我的命拿去,因为我做的没有意义。我撇下一切来跟随你,结果你把我撇下,我为什么还要活在世界?我撇下一切来跟随你,我就盼望我忠心跟随,你不撇下我,那我的奉献才有意义。」这就是改教的精神。
在第二、第三世纪初期,教会已经有这种精神,而这种精神的源头就是圣灵。圣灵的工作不是只有「哇哇哇......」、「答答答......」地发出舌音般的方言,圣灵的工作也不是趴在地上「哈哈哈......」发狂地大笑,那是邪灵,绝不是圣灵!我告诉你,【赵镛基用的不是圣灵,班尼辛(Benny
Hinn)做的不是靠圣灵】。「唐牧师,不要再制造仇敌了,你在台北已经越来越少人喜欢你了。」我绝对不盼望你喜欢我!你是谁?你是一个一定会死的人,我为什么要你喜欢我?我盼望耶稣基督喜欢我。
这一次我跟杨庆球博士谈话,之前有好几年没有跟他见面,那一次他特别来找我,我们谈到了信仰的问题,他告诉我:「赵镛基用的灵不是圣灵。」我说:「你怎么敢这么说?我有这个感觉,但我问你,你讲这句话,你怎么说?你是不是从他的《第四度空间》那本书里看出来的?」他说:「是。」我说:「《第四度空间》讲了什么,使你下这个结论?」他说:「赵镛基说在灵界里面有很多的灵,我们不可以因为他不是从神而来的,我们就不用他。」意思大概是这样。他(赵镛基)举例:「我们建礼拜堂的时候,建筑工人用的是外邦人,所以外邦人可以建礼拜堂,让我们来敬拜,照样灵界里面有很多不是圣灵的,我们也可以用他来做我们的工作。」我说:「你有很重要的发现!」
班尼辛的做法是:他一按手,圣灵就来了,人就倒下去了。但是奇怪的,人倒不是向左倒,不是向右倒,不是向前倒,全部都是向后倒。我就要看圣经,有没有圣灵充满的时候,会众全部向后倒的?我也找不到一个,连一次都没有!所以我要问:「这是什么意思?圣灵来了,人向后倒?面向天,四脚朝天,向着后面倒下去?」向后倒,新约只有一次,旧约好像也只有那么一次。旧约那一次提到扫罗就躺在地上,然后有那么一句话:「扫罗是不是也列在先知当中?」用的是问号(撒上十九:24)。新约也有一次记载人向后倒,在哪里?是在客西马尼园,犹太人要抓耶稣的时候,耶稣很平静地问他们说:「你们找谁?」「拿撒勒人耶稣,拿撒勒人耶稣。」耶稣没有说:「我刚刚看到他跑掉了,赶快去追吧!」耶稣说:「我就是。」这样正派,这样伟大的精神,有正气的人是不逃避困难的。当耶稣说:“I
am
he”的时候,这些人就全部向后倒。是不是圣灵充满?绝对不是!
班尼辛的灵是圣灵吗?你就这样容易相信吗?你就这样接受了吗?你会不会怕你接受错而得罪上帝,以后被上帝刑罚、抛弃你的事奉?或者你说:「就因为他这个灵,使得他的教会、他的聚会人那么多,我也要这个灵,我的聚会也要人多。」哦!原来你要的不是上帝的灵,你要的是聚会人多,就走他的路?那我告诉你,你错了!
当亚流派把基督降低成为是神所造的次等神的时候,他们就符合了希腊哲学里的诺斯底派(Gnosticism)的说法。而诺斯底派就用这种言论来重新编写假福音,欺骗基督徒。第一世纪结束,到第二世纪中期所写出来的假福音,很可能超过七十五本。这些都是站在抗拒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本福音书的立场上写下来的。
在初期教会历史上,上帝用了从约翰底下传下来的门生。当亚流派正在肆无忌惮地影响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时候,神兴起一个很年轻的人,这个人毫无妥协、毫无惧怕地到处讲解三位一体的上帝,基督与神同荣耀、同权柄、同本质、同永恒,基督不是被造的。结果这个忠于上帝真理的年轻人,被三次流放充军。但这个年轻人永不死心,逼迫不会影响他的赤诚,困难不会折磨他的心志。所以他三次从被流放的远方回来后,照样在教会里对人家说:「亚流派错了,这异端是错的!」有一天,这个年轻人遇到一个老人家,这老人家拍着他的肩膀劝他说:「亚他那修,请听老人家劝你的话,你不要再这样硬了,你不要再这样反对亚流的,你知道不知道全世界都站在亚流那一边?全世界都会跟他走来反对你的。」他说:「啊!你说什么?」「我劝你不要再反了,全世界都会反对你的。」「好,我就反对全世界!」就是这种人把「三位一体论」忠心地传下来,成为古代最伟大的「三一论」的教父,因为他相信基督就是神的第二个位格。
我们今天唱「三一颂」,我们今天坚守「三一论」,因为有一个不肯跟多数人走的青年人,真心实意、尽心尽力地持守真理,为信仰争战,把我们带到神正道的教导里。代代都有这样精神的人,而这些人比大布道家更重要。我们有一天会忘记这些带领大聚会的人,但我们要从内心的深处纪念那些持守真理的人。【只有信仰的纯正才使教会没有走歪路;只有对信仰纯正、有敏感责任心的人,为了真理的严肃性,会挺而走险,不顾自己的生死、利害、地位、得失等问题,那这些人就是神所纪念、教会应当尊重的人】。
我对照、思考,我不得不告诉你一句话,加尔文可能是人类历史中最讨神喜悦的人之一,在使徒先知写下神所启示的道之外,绝对顺从、坚守初衷、贯彻始终,一生没有偏离的人,没有几个超越过他的。所以我们纪念他五百年诞辰,不是单单想念曾经有过这个人,我们也求主把放在他身上的那个忠心、感动他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们。
当世界上每一个地方有像加尔文这样的人,那么就可以在几十年里成为教会的榜样,把信仰再传下去。在这五百年来,事实证明,加尔文的信仰贯彻始终,你几乎没有办法找到他整套思想中的不连贯性,你也无法查出来他里面有任何的虚假。(有一件事我要提的,就是加尔文年轻的时候,曾经以为世界上已经没有使徒、没有先知,也没有传福音的。但在年老时,他说世上还有传福音的。在这一点上,他有一点改变。)
今天的聚会所、今天的灵恩派,他们以为现在还有使徒、还有先知,这是纯正信仰的教会不能接受的。传福音是每一个时代需要的,教导跟牧养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但是不是每一个时代需要再有使徒跟先知?使徒跟先知是写下圣经神的启示,成为历世历代教会永远不可动摇、绝对的根基,所以,不再有使徒、先知了。倪柝声说使徒还有,倪柝声说先知还有;Peter
Wagner
说使徒还有、先知还有。灵恩派的人自认他们是先知,他们是使徒,这都是冒犯,这都是错解,这都是夜郎自大。上帝既然把圣经完整启示下来,就不需要再给教会新的启示。假如有新的启示出来,岂不是好像过去教会所建造在使徒先知上面的根基是不够的?表示那些自以为是使徒、先知的人,好像是超过从前写下圣经启示的使徒、先知的权威,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妥协的事!
你看见基督、使徒、保罗、亚他那修(Athanasius,c.297-373)、加帕多加教父(Cappadocian)、奥古斯丁(St.Augustine,354-430)、安瑟伦(Anselm,1033-1109),继续到了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慈运理(Ulrich Zwingii,1484-1531)、法惹勒(William
Fare1,1489-1565)、墨兰顿(Melancthon,1497-1560)、布灵尔(Johnn Bullinger
Heinrich, 1504-1575)、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伯撒(Beza
Theodore
1519-1605),一脉相承到廿一世纪,到耶稣再来的这些人,就成为神在历世历代兴起,忠于上帝、忠于圣道、忠于神家的忠心仆人。但愿我们今天听了这些,我们也加入这个潮流,加入这个在历史上神所定、永远不改变的计划,成为蒙神悦纳的忠心的管家。
补遗
保罗很伟大,但是教会历史上真正护卫真理的门生,从保罗传下来的,好像看不见。初期教会历史没有记载提摩太、没有记载提多、没有记载西拉。教会历史记载的,多半是受约翰影响的,约翰之后有爱任纽(Irenaeus)、坡旅甲(Polycarp
)、希坡律陀(Hippolytus),然后有伊皮法纽(Epiphanius),以后慢慢到了第四、第五世纪的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引述了很多保罗写的,所以保罗的精神跟信息也传承下去,不过在门生的承继上,约翰比保罗更在历史上有真正的印证。
这个讲座之后,我在香港的神学讲座,会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论点,是你们在书里没有看见的。我们今天往往以为派人到美国读书,拿到神学博士回来就是泰斗,就是台湾的权威。我们忘记美国的神学家如果能够成为正统神学家,不过是因为他们肯顺服圣经,而我们自己轻看圣经,以为派人去读书,拿了博士回来就成功了,那是舍本逐末!
为什么我说在香港讲的题目是书本里没有,历史上也没有人提到过的?我们在廿世纪已经发现了几本很重要的比较的书,题目叫做「Between
Jerusalem and
Athens.」耶路撒冷表示信仰的传流,雅典表示哲学跟科学的传流;耶路撒冷表示神特殊的启示,而雅典表示神的自然启示;耶路撒冷表示借着神的先知把道传下来,雅典表示借着人的理性把自然科学研究出来。这西方世界整个文化,就是两希文化影响的结晶。Olympic
是希腊,盖礼拜堂是希伯来。我们研究各样的学术,是希腊的;我们有虔诚的信仰跟道德,是希伯来的。这两希文化就成了西方文化的根基。
而我的题目是「Between
Jerusalem,Athens and
Galilee.」雅典、耶路撒冷和加利利。一开始被差遣在新约作先锋的,是在旷野讲道的施洗约翰,他并不在圣殿讲道。耶稣从开始拣选门徒的时候,就不是选在迦玛列门下的那些门徒,或者是大祭司训练出来的那些人。他先从加利利选出来,在耶路撒冷受过训练的,只有保罗一个,但是保罗的出身不是在耶路撒冷,而是在大数,是耶稣把保罗跟加利利派连起来。后来影响全世界的,不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不是安培多葛(Empedocles,493-433BC
),不是赫拉克利图斯(Heraclitus,544-484B.C.),不是泰勒斯(Thales,625?-546?BC)、安那西曼德(Anaximander,611-546?
B.C.),不是留基伯(Leucippus
489-420BC),不是希腊的哲学家,也不是犹太的拉比希列(Hillel),不是该亚法、亚那跟耶路撒冷的那些宗教领袖。影响全世界的是彼得、雅各,特别是约翰,是这些加利利人改变了世界,是这些耶稣亲自拣选的加利利派,把整个世界的知识分子、世界的宗教信仰全部做了完全的规范,把人借着加利利的门徒所认识的基督,带到上帝的面前。
第二世纪的时候,诺斯底派的福音--也就是后来经过了一千九百年假睡觉,被丹·布朗(Dan
Brown)挖出来,重新攻击基督教的这个诺斯底派福音--就是相信耶稣是大能的,却不是全能的;耶稣是被造的,却不是创造的;耶稣不过是次等神。很可惜,这种谬论从来没有被消灭,在第一、第二世纪曾经欺骗、混淆基督教信仰,后来到了廿世纪,从几方面重新复活:第一、耶和华见证人的异端;第二、「神体一位论」的神学;第三、李常受的《基督受造论》。这些都是基督的仇敌,都是撒但的化身。
李常受说耶稣是被造的,所以1969年的时候,聚会所在香港变成两派,魏光禧跟陈则信互斗,因为陈则信不能接受李常受说的,而魏光禧则跟李常受走。你们知道有一本叫做《恢复版的圣经》吗?《恢复版的圣经》就是这一种思想。他们现在已经不大敢明文的讲,而他的「耶稣受造论」就是亚流派异端的继承人。
我以守望者的身份,要很严谨的守住真理,跟你讲的许多话也许你认为不需要这么紧张,反正都是一样。【笨人看是一样的,聪明人看了不一样的】。你在许多不同本质中找到相同现象,你的学术是很肤浅的;能够在很多相同现象中找到不同本质的,你是专家。
我很遗憾,李常受是继倪柝声以后,不过第二代,信仰就已经乱七八糟了,而且他把自己当作是绝对真理一样,要全世界跟他一同恢复。他是谁?他不过是一个人。如果倪柝声还活着,知道他的继承人把「基督论」搞到这样,倪柝声可能会摇头叹息。
告诉你我走归正的路线,倪柝声的接班人李常受走了世人的路线,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回到之前所提到的原则,我凭着什么讲这个对,那个不对?我要照着启示圣经给旧约先知、新约使徒的上帝,他差遣圣灵引导教会进入真理的时候,圣灵在使徒身上、在教父身上、在历世历代真圣徒的身上、也在改教家的思想路线上,一脉相承地引导,我才能说:「我们应当照着真理走。」你不是要跟唐崇荣走。
奥古斯丁很伟大的地方是他讲过一句话:「当你发现我所讲的违背圣经的时候,请你离开我,回到圣经里去吧,你不要跟从我。」今天所有异端的领袖,他们真正要的就是「你跟从我,虽然我的和圣经不一样,但是你们不要怀疑,因为我是解经的权威。」我们一定要很谨慎,看见上帝在历世历代的引导是什么。
第三讲 改教运动
我们继续思想在这个「纯正信仰的历史沿革」中,神做了什么事情。
如果你研究西方文化,你就发现,基督教还没有到世界上来以前,希腊曾经有过很辉煌的艺术成就,而且可以说无论东、西、古、今,几乎没有超越古希腊对人类美的感觉。古希腊对人体艺术所能达到的那种线条、比例,虽然简单,却具有存留长久而无法废掉的美的成就。
这表示说,人在自然界中,在神所赐给普遍的恩惠中,是一个非常超然、在万物之上、有神形象样式的一个活物。西方神学常把神的形象样式解释为「理性」、「德性」以及「法性」这三方面的内涵。而我从全本圣经看,除了这三大性之外,还有神本身一切的本性而反应在人里面的可能性,也都应当包括在神的形象样式之中。譬如我把「上帝是创造者」跟「人有创造力」连在一起。上帝是创造者,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被造的人,就从神领受了创造力的功能,所以人的
creativity,能造出这些一切过去在我们使用事物中没有的样式、没有的图案、没有的功用、没有的成就,发挥创造力所产生的新事,这应当也是神形象样式的一部分。
其他诸如神有绝对的主权、人有超越万物的自由,这种在主权的使用方面,神的形象样式在人性里,就变成人性中有自由发挥的天赋。这样,就从有限的被造、限制中,突破了这些限制所给我们的客观的条件,然后进入了超越时空的这种只有神本身才有的功能,所以当一个人真正觉悟到他是人,而真正知道他里面的潜在能是有一个超过万有的功能的时候,他能发挥出来的,是所有其它的动物永远没有办法发挥出来的东西,这就是创造力的成就。而「创造力的成就」并不是在救赎以后才能恢复的。原来普遍之恩跟救赎之恩是不一样的,把恩典划分成这两个范围的神学,也只有归正神学,归正神学很清楚地把普遍恩惠跟救赎恩惠分开,所以一个不是基督徒的人,也可能会产生非常辉煌、非常有创造力的艺术成就。而被救赎的人,如果没有好好发挥他本来潜在中已经领受神所赐给他的普遍恩惠的功能,很可能他自己压制了这个功能的结果,即使蒙救赎之后的人性,也没有产生创造力的使用。所以你不奇怪,为什么希腊人在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以前,已经有了伟大的艺术成就;而你也不奇怪,为什么基督救赎了人类之后,基督教界有很多的艺术是被压制在里面的。结果好像非基督徒比基督徒更有成就,好像救赎功能一点没有对人类的艺术有什么帮助。
前不久当大卫的城,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耶路撒冷,大肆庆祝建城三千年的时候,却没有在考古学出土文物中发现有什么特别辉煌的成就。但是在希腊所统治的、所影响的希利尼岛屿、小乡镇中,甚至在海底的沉船里面,都会发现一些非常伟大、隽永,以及超越时空、具永恒价值的艺术品。
所以非基督教的人士就认为,信主跟不信主没有什么分别;所谓救赎,那是基督教的夜郎自大;所有人性的尊严是不需要加上信仰就可以自然发挥出来的。对这方面的解释,在归正神学的整个知识论的系统中,也可以给我们真正的答案。
文艺、改教、启蒙三大运动
现在我要把西方历史中那三大运动,先稍微介绍一下,然后你要看见,这三大运动中,第二个运动是怎样的独特,第二个运动怎样表现基督教的本质,这第二个运动就是改教运动。
改教运动以前,有文艺复兴运动;改教运动以后,有启蒙运动。文艺复兴运动是
Renaissance,启蒙运动是
Aufkl?rung。启蒙运动是十七、十八世纪产生出来的,到了十八世纪结束,十九世纪的顶峰就进到最高潮的成就。这之后的启蒙运动跟这之前的文艺复兴运动,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在诸多不同的范围里,背后却有相同的本质,就是以人为本、以人为傲、以人的潜在能为基础、以人能够达到的最高理想为目标,所以这两个运动都渐渐地放弃了信仰。
文艺复兴运动发生在意大利,而启蒙运动则是发生在法国及德国,叫做
Aufkl?rung, 用的是德文字,Aufkl?rung
是启蒙之意。在这两个运动里,神的地位被挪开了、形上的地位不重要了、超自然的观念被冲淡了,而人的本质、人的潜在能、人的可能性、人曾经有过的成就、以及人以后可能达到的成就,成为重要的焦点跟目的。
这两个运动中有另一个运动,从时间来论,是很简短的;从影响来说,是不可磨灭的,那就是改教运动。如果你把改教运动当作是纯粹属于基督徒内部的一种教会的观念的改变,根本跟全世界没有关系,那你是大错特错。事实上改教运动对近代所有的科学、所有的哲学思想、所有的伦理学,都带来新的启发,而整个基督教对世界文化所能带来的冲击和挑战,都真正产生历史上的改变。如果你从这个地方看改教运动,那你就没有办法逃避这是一件历史事实。
所以基督徒应当溯本追源,基督徒应当知道在历史轨迹中,我们的神曾经做过怎么样的工作。否则的话我们就很被动的、无意识的,在历史的大浪中,不知道要被冲到怎样的一个地方。在我们一切活动中,就完全失去了一个主流的思想、失去了有骨干的方向,没有根基、也没有永恒计划的整个策略,来面对我们自己信仰所可能遇到的异端,或我们从外界可能领受到的挑战,跟所有哲学对我们的逼迫。
改教运动就在文艺复兴运动跟启蒙运动的中,成为一个非常独特的运动。而这个运动是根基于神,而目的是把荣耀归回给神,所以这个运动的
Alpha 跟 Omega
本身,就不是人文的、是人本的、不是出于人的,也不是要把一切的功劳归给人的,这是神在人间的作为,所以我对你们说: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都不能跟改教运动相比。【改教运动是全人类文化历史的重建,全人类所有奋斗的整个精神因素中,唯一合神心意、纯粹为神的荣耀,是最尊贵、最干净、也是最有永恒价值的一个运动】。如果基督徒本身对这个运动不了解,那我们的损失太大了,我们对整个世界能够产生贡献的动力,也将被削弱了,因为在这里你看见了什么叫作「按照神的旨意,纠正自己的生活!」什么叫做「从神启示的真理,知道人的价值!」什么叫做「在永恒的旨意中,看到我们人类文化的定位,以及教会所应当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文艺复兴运动在意大利的北部源起的,发生在一个已经有一千多年基督教历史的地区。启蒙运动发生在法国,以后传到德国、英国,以及整个欧洲,也是发生在整个基督教已经影响了西方人士超过一千多年的地区。所以严格的说起来,这三个运动都是西方的,这三个运动都是与基督教的历史有关系的,这三个运动都发生在基督教所影响过的地区。
所以我要反过来问:如果这三个运动已经刺激、鞭策以及塑造了现代人生活的整个意识型态的最基要的枢纽,那我问,为什么在这基督教地区之外的中国文化、印度文化、日本文化、巴比伦文化、希腊文化、以及埃及的文化,没有带来过比这个更大的刺激、更大的启发、更大的改变力量?所以,这三个运动中,虽然其中两个有意的或者无意的是在偏离基督教,甚至是一步一步的站在「反基督教的地位」和「反基督教的角色」的立场上。但这三个运动加起来,其实是不能脱离「基督教曾经带来的影响」以及「人对基督教所带来的信仰所产生的反应」的这个相互的互动关系。
(1).
文艺复兴运动之缘由与影响
我们现在再把文艺复兴运动作一个解释。文艺复兴运动,其实是肇因于人厌烦基督教的文化。基督教的文化经过了一千两百年,在欧洲所引起的是压制人的自由、磨灭人的创造力、使人类文化倒退,是非常八股、非常没有创意,也是没有动力的一个文化。这个文化注重的就是天堂、注重的是对永恒的盼望、注重的是人在神面前应当好好以敬虔的态度,来过讨他喜悦的圣洁生活。这样,教会保持了这个传统一千两百年,这个时期中,无论在文、在艺、在音乐、在建筑,所有表现的都只是技术性的,都处在非常冷酷、拘束的尊严和敬虔的阴影下,所以那种人性中的活泼、幽默、自由、创意,那种无拘无束地发抒自己主观感情的自由功能,完全被抹煞掉了。这些人就想起,当基督教还没有到世界上来以前,人类本来是更活泼的,人类本来是更自由的,人类本来是更有幽默感,也是更有创造力的,所以他们就存着一个厌烦基督教文化,追念古代没有受过基督教规范的、原先人类曾经有过的辉煌成就,成为一个向往过去、效法古人,以古希腊、罗马为他们理念中所憧憬的回顾,做为他们奋斗的一个动力。
现在我们就回到基督降生以前的四、五百年,那个时候的东方,就是春秋战国时代,那时百花齐放、百鸟齐鸣,是诸子百家蓬勃发展的自由时期。约当在这个时期之后的两百年,也就是希腊哲学百花争艳、百鸟争鸣的时期,所有的思想已经开花结果,彼此互相冲击、互相影响。在中国有法家、儒家、道家,还有许多不同的学说。在希腊,之前有泰勒斯(Thales,
625-546BC)、安那西曼德(Anaximander,601-546BC),一直到苏格拉底。这几百年中产生了各派的哲学,这些不都是人类可以达到的吗?除了这些在哲学上的成就外,还有在文学上、在政治上、在法律上、在艺术上、在宗教上、在建筑上、在用具上,发挥人的创造力所产生出来的那些伟大成就,难道没有价值吗?是不是基督教一来,就全部被一笔勾消呢?而基督教把这些文艺勾消之后,自己又产生什么?有没有更伟大的东西来代替呢?好像是没有的。那么我们离弃基督教吧!我们回到古代我们老祖宗还没有被耶稣干扰以前所曾经达到的成就吧!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思想,会很容易感觉到这是合理的,以至于是应当同情的。我们不能够无论什么都袒护基督教,只因为我已经作了基督徒,所以凡是非基督教的,都是不洁净的;凡是跟基督教不同的,我都反对。我们到底是因为信了基督教才使基督教变成真理呢?或者我们是因为基督教是真理,所以我们才信这个教呢?这个次序的先后问题,一定要先搞清楚。
我是一个在15岁就决定不随便信任何宗教的人,我是一个很不容易让人以为他的宗教有绝对的真理,就可以随便说服我的,我是一个不顾意把我的理性屈服在那些用权威来逼迫别人的人。所以我是很同情那些不赞成基督教的人,我也照样同情那些不赞成儒家的人,我也同情那些不赞成西方的人,我也同情不赞成无神论的人。所以你有哪一种立场是你感到很有道理的,我就会站在你旁边说:「你这样做是不错的嘛!」
结果呢?每一个都有道理吗?如果这样,就没有统一的道理。如果每一个人都认为他是道理的代表,每一个人所认定的道理就是真理的话,那岂不是等于我们要承认真理是没有统一性的吗?岂不是先把真理先假设成一定是相对的吗?如果真理的本身是相对的话,那你说你的理,我说我的理,反正你只要能把你认为是真理的讲清楚,你就可以交代你自己的信仰,那我就无权干涉你。把这种态度当作是至理的话,并且用来处理真理与人之间自由发挥的关系,那我们就掉入在虚无、虚空和相对里,掉在一个什么都可以的一种毫无永恒性、绝对性的观念中的错误。
我们听见古人讲的两句话:「放诸四海而皆准」、「历万代而常新」。这个「放诸四海皆准」就是有一些东西对你来说是真理、对他来说也是真理;对东方的人来说是真理、对西方的人来说也是真理,这种理是没有一个地区可以反对它的。不是因为它的权威大到一个地步,逼你不得不顺服,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你可以了解、你可以同意的,因为它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受限制。这种不受限制、不受地区捆绑、不受民族文化影响,也不受人的攻击可以打败的东西,这个叫做普世真理、这个叫做超越的真理、这个叫做「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二加二等于四,不会因为到了印度就变成八;二加二等于四,不会因为到了美国就变成五,到了苏联变成九,到了台湾变成十二,不会的。二加二等于四,是没有一个地区可以反对的。那这种真理只有停留在数学里吗?只有停留在这个物质性的科学上吗?其实物质性的科学本身也不是如此。这种「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其实就是苏格拉底所说的「共相」(universality)。苏格拉底就因为相信真理一定是普遍的,所以他要寻找的就是这个。不是因为他是希腊人,特别讲希腊才是对的;不是因为他是共产党,就说共产党才是真理;不是因为他是民进党,就说唯一的道理就是台独。这种观念是不公义的,如果你真正要为台湾人讲公义,你要先替原住民成立一个自主的共和国,然后你才讲公义。所以要讲公理,你不能受地区性、不能受文化、不能受个人、不能受族群的影响,你要讲的公理是历万代而常新、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放诸四海而皆准」是空间性的自由,「历万代而常新」是时间性的自由,所以这些所谓的公理、真理、共相,是不受时间、不受空间约束的。为这个缘故你就看见,人类一定要有一个共通的对真理的了解,所以真理的超越性,是超过时间、空间的限制。因此你看见了,古希腊人要找一些东西,是我们应当尊重的。那么这些东西到底从哪里来的?只有从归正神学的指引里,你真正找到所有的答案;你不从归正神学,你从任何一个文化或哲学,是很难找到答案的。
希腊人要找一个金科玉律,后来这个东西在艺术里被找出来,叫做「黄金比例」(Golden
Ratio),就是连尺寸的比例都应当有规律可以决定。为什么我们买的书一定不是正四方形的,而是长方形的?为什么?如果每天带着四方形的书,你感觉会很不自然;而你看报纸要有长跟宽不一样,看见书要有长跟宽不一样、你看见盒子要长跟宽不一样,你不会因为长宽不一,而感到不整齐。假如从今以后,每张报纸都刚好是正四方形;每一个盒子,刚好正四方形;每一本书刚好正四方形;每一座房子高度、宽度四方形,你说这个叫规规矩矩,这个叫四平八稳?不是的。因为有一些东西就是因为他的不规不矩、不长不短,有时候一些的不同,就产生一种另外的感觉,那叫做美感。所以人的脸如果刚刚好整个圆圆的,全台北所有的人脸都正圆,你不大想结婚了吧!你会感到这世界是很可怕的世界;每一个月亮跑出来,每一个一样一样的;笑的时候线条是一样的;那鼻子刚好就是上面跟下面一半,什么都刚刚好。
所以希腊人就找出有比例,这鼻子跟眼睛的比例要多少?这眼睛上面跟下面的比例要多少?是不是约当三分之一的地方?上面三分之一?或者下面三分之一?如果这个比例差一点,你会感到不够美;如果比例很准,你就感到很美。那个比例是被定出来的,他们连它的近似值得小数点都找出来。这种黄金比例就变成希腊绘画艺术个很重要的基础。
这个基础可以用科学证明吗?没有办法。这个基础可以用数学公式来表达,但是可以用数学来证明它是对的吗?没有办法。这个是人被造里面对美感隐藏的本性,一看就顺眼,所以有人把所有的美女,算出她们的鼻子多长、额头多高,面颊多宽,几乎就靠近那个黄金比例,才比较象样。靠近那个比例的,比较容易结婚,靠近那个形式的,男人比较喜欢。
这里面有一些对艺术的、对人性的、对许多实际的东西,完全是没有道理可以讲的。人生就隐含着很多理性没有办法明白、逻辑没有办法佐证的,就是这样。但是希腊人不把这些现实的丑陋放在图画里,他把其中的金科玉律算出来,所以这个雄性的威严、女性的温柔,怎么表达出来,就变成希腊人艺术里面很重要的课题。
所以你在希腊最杰出的两个雕刻家的身上,你看见他们代表了全人类,找到了美的哲学的基础。一个是菲狄亚斯(Phidias,490-430B.C.),另外一个是普拉克希特斯(Praxiteles,370-330B.C.)。菲狄亚斯把这个巴特农(Parthenon),巴特农就是希腊、雅典的宗教神殿,三角形上去面的图画雕好了以后,看见每一个型态、每一个比例都是美得不得了。很可惜今天你到希腊去,找不到这些雕像,因为这些雕像已经给一个英国人,叫做埃尔金(Lord
Elgin)的偷掉了,把它们带到大英博物馆。所以如果你要看见那个神殿的废墟、尺寸,你得到雅典去,在卫城(Acropolis
)上面有巴特农神殿这个建筑物的遗址。至于那些雕像的比例尺寸,已经被炸弹炸了一些,有一些断掉没有办法修复还原,但还有一些残留下来的,那是很美的艺术,你要到大英博物馆找埃尔金的这一部分。
当你注意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古人对美有一些观念,所以到文艺复兴的时代,他们就说,让我们回溯、尊重那曾经失去的宝贝,就是希腊、罗马的成就。
当罗马帝国穷兵黩武,用他们战无不胜的大军,攻陷希腊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是他们攻占了希腊人的土地,得到的副作用是希腊人攻占了他们的头脑;你把他的地抢过来,结果无形之中他把你的脑抢过去。那到底是谁胜、到底是谁败?其实这里隐藏着拳头的力量是不如头脑的力量,看得见的武力的力量是不能比看不见的艺术的力量。
当罗马帝国的将军发现每一座别墅里,都有很美丽的雕刻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些雕像作为战利品,叫战俘扛回罗马放在他们的别墅里面。结果希腊的土地给罗马拿去了,罗马的王宫、别墅、最伟大的建筑物里的艺术品,都给希腊人占去了。这之间的相对性,你们慢慢再去思想。这种事情其实是常常发生的。每一个战争结束后,都是先抢古董,每一次战败国先流失的多半是艺术品,所以在美国人进军伊拉克、攻下巴格达之后,不到三天,发现一万四千七百多件巴比伦留下来的最伟大的艺术品,在两三天里面完全不见了。为什么呢?人对文艺的爱、对艺术品的爱有两种,一种是为艺术而爱艺术,另外一种是因为知道艺术品可以卖高价而作强盗,所以现在许多收藏家,动机就是强盗。他把一件古董买了,以后他要卖,再加廿倍、卅倍,他就感觉到这样发财的方式,比买帝宝、买中悦帝宝的楼起价还更快。所以他们不是为了爱艺术,但是竟然因为有这种其他动机而收藏艺术的人,使人类的艺术至少还可以延续一些寿命下去,这也不错,这个叫做副作用的好处。
这些希腊雕像被放进罗马的一些别墅之后,引起了其它将军的不满,因为他们没有抢到,所以他们想一个办法,就是复制(replica)再做一件一模一样的东西。当然复制品的精细度和原创度是完全没有了。那些没有办法拿到原先的真品,而只能从复制品中找到一些东西的,只好摆放在第二等的博物馆,他们都注明一句话:“Roman
copy of Greek
art.”是对希腊艺术的罗马复制品,也是很美,也是一个模样,做得很好。
那这些东西就变成了十二世纪的时候整个欧洲的人所想念、所盼望可以恢复的精神也就是「复古」的精神,回到文艺复兴一千四、五百年以前的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那些地区就是佛罗伦萨(Florence
)、米兰(Milan)、艾比诺(Albino
)、托斯卡尼(Tuscany)、还有比萨(Pisa),许多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兴起了这个热潮。这个热潮完全是非基督教的;这个热潮,完全是以人为本的,但这个热潮就产生了很多伟大的人物。
如果你把最近七、八百年来,整个西方的艺术做一个分类的话,你大概看到西方最近七、八百年,从文艺复兴到现在,所有最伟大的艺术品,只有两大主题。第一个主题就是以基督教圣经所记载的故事作为题材,画出来、雕出来、做出来的艺术品。第二个主题,就是用希腊神话故事中很吸引人、使人产生无限的想象空间、跟发挥放纵情欲、描绘体态的美的那些艺术,所以你在西方博物馆就看见两大主题:第一、就是教会圣经故事的绘画;第二、希腊神话故事的绘画。
要请一位艺术家做伟大的艺术品,得要花很多的钱。如果你有了这么多钱,你要作什么呢?有一些人说,我把我的钱用在传扬基督的圣道,使圣经的真理,用艺术品、用图画,把它展现于现实。这个多数是教会吩咐画的,或者爱主的、有钱的商人,为了要把圣经的故事活画在人面前,所订做的东西。另一种是那些以自己的情欲,跟古希腊神话中那些不负责、放荡淫乱的故事相接连,然后发挥自由创意所做出来的这种艺术品。这是文艺复兴时代的情况。
而文艺复兴时代有没有基督教的影响?当然有,因为文艺复兴时代,天主教还是意大利所有省分的联邦之主,而且又成为整个欧洲所有国家的领袖,所有地上的国都在基督国的下面。直到有一天:「世上的国都要成为基督的国」,你们在启示录看见这句话,在韩德尔的「哈利路亚」的这本圣诗也提到这句话:“The
kingdom of this world shall become the kingdom of God and His
Christ,and of His Christ.”
世界的国度要变成神的国度。那个时候,教皇就从「神的国度超过世界的国度」的信念里,产生了一种艺术不可以独立于教会之外的观念,所以把最大的艺术家叫来,在教廷、在礼拜堂、在宗教场所画圣经故事。当然,有一些艺术家是有私自敬虔生活,加上发展私自艺术才华,两种动力在里面共同进展的。当他们被选进王宫、进到教廷中,画伟大艺术品的时候,他们一方面兑现他们敬虔,虔诚要事奉上帝的心;一方面也拿到好的薪俸,所以他们就过一个优裕的生活。
这样,教皇所叫的人就包括了像达芬奇、米开兰基罗、拉斐尔(Raffaello,1483-1520)、卡拉瓦乔(Michelangelo
Merisi da Caravaggio,1517-1610),还有像克蓝尼、克蓝诺那区、波提且利(Sandro
Botticelli,1445-1510),还有乔托(Giotto,1267-1337)等等这些画家。所以当这些人画的时候,他们就要把画里面人物体态的美,跟其隐涵着的人性,配合起来。马萨乔(Masaccio,1401-1428)是一个我感到很独特的人,虽然现在我们看他的画,有一点太古老的感觉。但如果你注意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的那副神情,你会发现他画得远比米开兰基罗更好,他画得远比阿法吉罗更好。他超越了无论是意大利的、德国的对这个故事的人性的了解。画里的夏娃抬着头、遮住她的胸、两条眉毛八字形,很痛苦的神情,她知道这是永远不能回去的日子。同样的,亚当裸着身体离开,他也是很痛苦、很忧愁的在表明他也知道他没有办法回去了。画里面对懊悔的表达,所表现出来的痛苦的美,绝对不是那些很美丽的那种线条可以表达出来的,因为这已经达到了用心灵的行动来代替线条的美的表达的艺术境界。
这些艺术家有的为了钱画、有的为了心灵的自由画、有的为了信仰而画。所以从这些人的画中,就有意无意地表达了他们自己虔诚的成分到哪里、敬虔的地步到哪里。不过我不要你们去想丹·布朗(Dan
Brown
)那个胡说乱讲的人所说的。单单你看耶稣在达芬奇的与十二门徒「最后晚餐」时所表达出来的,其实就是一剎那跟永恒之间的关系,就是现在我要被卖了,而我要成全永恒上帝这「叫我以代赎者的身份为人死」的旨意,所以他两个眼睛,拿着桌上的面包,正在擘饼,要施圣餐的时候,那个神情的感动人的情形,绝对不是
Dan Brown
所能了解的。那幅画显示达芬奇是有信仰的。如果达芬奇没有信仰,他不可能画出那张画。
你把达芬奇所画的「最后的晚餐」跟另外一个西班牙人所画的「最后的晚餐」相比,你就知道是不一样的。虽然他们对地理、对风俗、对圣经背景都是不够了解的。达芬奇画成十三个人在桌子的那一边,而这一边没有任何一个人。这种是好像预备拍照才选的一种座位的摆列,其实不是那样,并不是坐着一排长长的。犹太人的餐桌是
U
字形的,主人坐在中,然后两边是所有的客人,中间的通道可以容服事的人送食物给所有用餐的人。坐的姿势则是左手伏着桌子,右手拿东西吃,脚是伸到后边去的,让仆人可以替你洗脚。那才是真正的现实、真正的文化、真正的风俗,但是艺术家要表达的不是文化、不是风俗,要表达的是他构想中的美、人性、意义、和价值的配合。
基督徒很少有文化使命,也很少有对这些东西做研究的人。二十世纪有一个人叫做达利(Salvador
Dali,1904-1989)。达利画耶稣最后的晚餐,用了超现实派的理念来画。他把耶稣跟十二个门徒画在一个玻璃大厦的里头,那个玻璃大到没有接缝,比廿世纪的大厦更大的玻璃。上面有一个人伸出双手,连腋毛都看得见,代表圣父在祝福他们。以人性代表父,却不敢画他的脸孔。然后他画的十二个门徒都是伏着,所以很简单,不必画鼻子、眼睛,只画一个头就可以了。唯一看得见脸的就是在中间的耶稣,拿着饼、向着上面。而这一张脸孔,其实不是传统中耶稣的面容。传统中对耶稣脸孔的描述,一定要有几个原则:第一、把温柔慈爱跟公义圣洁摆在一起的平衡;第二、要把这一个是人里面隐藏着神性的面貌结合起来。第三、画耶稣基督的时候,你要用敬畏的态度,把他画成是一个在人间有超人性,又有这一种很奇妙的形象,而达利完全不是用传统的这个观念。
平常画耶稣的时候,一定有鬓、有须,来表达犹太人的文明,因为一个敬畏上帝的犹太男子长大以后,就不可以随便剃掉他的胡须。那Salvador
Dali
画的完全不是,他画的是一个人,眼睛大大地看着上面。这个人的脸孔常常出现在他的画里,他画到最重要的人物时,一定用这个脸孔,这张脸孔就是他太太的脸孔,所以他到底是以敬畏上帝的态度来画这张圣餐图画呢?或者为了使他的太太喜欢,把她的脸孔放上去?把女人的脸孔画成一个男人的耶稣,这用意到底如何?除了他自己的解释以外,我一样的,跟
Dan Brown
没有资格解释,但是我对艺术的研究和思考,要带动你们思想,怎样在神的道和艺术界,结合成一个以敬畏上帝的心,来了解神给我们的艺术功能这些事。
当然文艺复兴的时代,有很多的艺术家用各样的办法把圣经的、人性的、神的旨意的、历史故事的,画成人可以欣赏的艺术,而这也影响到很多代。从天主教的某一个动机来看,因为太多人是文盲、太多人是不能读圣经,所以图画就变成使人可以了解圣经的一个媒介。这样,很多天主教徒到天主教堂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怎么读经,他们看耶稣被钉十字架、耶稣被击打、耶稣跌倒、耶稣走上山、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的情形,他们虽然没有机会好好读圣经,也已经明白上帝对他们的爱是怎么样了。
文艺复兴的时候就两样都有了,有宗教画面,也有神话画面。有一些画家,他在画宗教画的时候,是因为领受了薪水,受教会委托,所以应付应付。但是画情欲画的时候、画神话故事的时候,他们尽心尽力地把他们的天才发挥进去,所以这些人的画就变成他们为人与人性的一个见证。而整个文艺复兴的哲学背景、整个运动的特点就是--这世界才是我们整个人性活动的范围跟空间,所以到了文艺复兴最高峰的时候,特别是在达芬奇的画作里,几乎你看不到他的思想里有神跟永恒界的事情。虽然他也透过一些图画表达了伟大的信仰,但你看不见从前那种「一圈金光在圣徒头上」的天主教传统在他身上延续下去,因为他根本不信。蒙娜丽莎(Mona
Lisa)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这蒙娜丽莎的背后不是天使、不是天堂,就只是个大自然的山水画。如果你把蒙娜丽莎这个人的脸孔抽离这张画的话,你还以为就是西方形式的中国画,因为山明水秀,是很特别的一个大自然的描绘。在他的心目中,大概是慢慢放弃超自然,重新强调自然。
文艺复兴是以「自然」为我们活动的空间,以「现世」是我们成就的目的,以「人性」为成功的基础,以「理性作为我们思考万有的一个工具」,以「古代希腊、罗马的成就」成为我们人生的榜样,所以就把整个运动慢慢抽离基督教的信仰。所以文艺复兴到中阶段的时候,你看见人文主义越来越抬头,离开上帝、离开教会、离开圣经、离开教会历史的传统,就越来越明显了。这样你就不要问一个人是不是敬拜上帝,你也不必管他有多少敬虔的生活。他如果能够做一些好事,能够做一些跟人类有关的事,那么,有关于他的信仰就不必过问,而这种东西竟然被天主教带进来,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所有艺术家都慢慢走了这条路。那么天主教要找到最好、最好的艺术家,不得不要妥协、容忍,把这些画也带进教廷里,所以在西斯汀礼拜堂(Sistine
Chapel),你看见「耶稣最后的审判」,那是米开兰基罗年老的时候,很伟大、很伟大的作品,几乎很多人都是没有穿衣服的。那么教皇怎么可以接受圣徒不穿衣服的图画呢?教皇怎么可以接受这些被基督拣选出来的使徒,他们都没有穿衣服的图画呢?所以这到底是不是个信仰问题,或者是个艺术问题,是自由的问题,或者是个文化的问题,或者是个历史背景问题,又或者是一个宗教宽容的问题?结果只好用一层一层的纱蒙在那边,别无其它办法解决。
有人问米开兰基罗:「为什么你画成这样子?」米开兰基罗甚至雕过一个耶稣像,背着十字架,而这个耶稣是裸体的。这像什么样子?所以从那些古代传统下来,对非常、非常保守信仰的人士来看,这个是亵渎,这个是大大违背了圣经,怎么可以这样画?但是米开兰基罗回答的话一点都不开玩笑,他一点也不是恶作剧的,他说:「我所画的是神所看的人,不是画人所看的人。」这句话里隐藏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人因为有不同的服装,就产生了社会阶层的分别,结果人在服装背后,没有办法过一个真正的生活。因为服装把他们真正的生活扭曲了,所以他们过一个假冒为善的生活,而你在上帝面前,是绝对没有办法用你的服装欺骗他的。你不可以用社会地位来扭曲你在神面前的形像,所以上帝是不看你的衣服,是直接看你本身,因为他造的是人,他没有造衣服。而这种观念,如果我们愿意用把他当作是很诚实的老人来评论的话,我们应当尊重他,但是从一个文明社会已经传下来世界的这个传统里的理念跟标准来看,我们很难接受他。所以天主教一方面要把最好的才干、最伟大的优秀人才保留在教会里,不让他们到社会之中就超越了上帝的家的艺术的境界,所以就用高薪罗致他们为教会画画。其实找这些人,天主教实在是亏负了他们,使他们受苦,苦得不得了。
米开兰基罗画在一个天花板上的「我们的列祖」(Our
ancestors),如果你们到梵谛冈博物馆,你可以看到拣选教皇、全世界最奥秘、最神圣的一个小礼拜堂。其实这个小礼拜堂之所以叫做小礼拜堂,乃是与圣彼得大礼拜堂的这个体积相比而论的,所以叫做小礼拜堂。这个圣彼得大礼拜堂,大到你很难想象。而这个西斯汀礼拜堂的高度也至少有差不多十六到廿公尺之间,还有一些横梁,斜斜的在旁边。这个这么高的礼拜堂,就在天花板上画一张图画。这张图画的高度,几乎可以等于现在的六、七层楼高。而它的宽度,大概最少有十八公尺。这个集廿、卅公尺跟十多公尺所组成的一幅大图画,里面画了几百个人,而这几百个人就围绕着中间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他从天降临,用一只手,指出来,这个筋肉跟里面的神态所彰显出来的力量,好像全世界在他掌握中,都要完全被消灭掉一样。在这幅画里,耶稣基督也是没有胡子的,很奇怪的。
米开兰基罗完全以「绝对自由的原创性的艺术家」的身份,造了一些形象,跟过去的很不一样。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旁边一个女人,是马利亚跟着他来。然后彼得随着他,拿着一把钥匙。因为耶稣曾经说:「我把这钥匙交给你,天国的钥匙在你手里。」(太十六:19)那个钥匙我看好像太大一点。还有巴多罗买等等,这些人都是没有穿衣服的。天主教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一方面留住最大的天才和真有最高创意的艺术;一方面妥协于这创造艺术的人的自由的精神,所以他们协调的结果,就盖上一些衣服,遮盖住裸体的画面。而最近这几年有一个新的论调,就是为了要尊重艺术家,无论教皇不教皇,可能那些衣服的部分,要再把它拆除,使它可以原形毕露出来。这个是文艺复兴的事情。
文艺复兴,人看自己为重要,把上帝当作次要;以现实为重要,把天堂当作不重要;以理性当作重要,把启示当作不重要;以人的现世生活目的为重要,以死后、与神同在这些当作不重要,你就看见文艺复兴对教会信仰是有所轻视的。
这时候就产生一群真正爱主、敬虔、忠心要跟随主的人,他们从文、从艺的中,带来一个「宗教改革」的信念。宗教改革的复杂性,不是我们平常讲的:「马丁路德把95条钉上去,然后很多人就恢复信仰。」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学、哲学、戏剧,还有财政、银行、商业、组织,所有的层面,都需要整个总改革。当然我们要看的是最重要的信仰的部分,因为信仰是整个生命中最基本,也是最中枢性、最重要的人与神、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础,所以我们看见文艺复兴以后,就来了一个宗教改革运动。
(2).
宗教改革运动始末
宗教改革运动是因为看见教皇、教廷、教会、教职人员越来越滥用权威来抵挡真理。当一个人有权在身、大权在握的时候,他常常就把自己的自由建立在不需要倚靠上帝的这种态度上;把自己的权柄、把自己的意志建立在超过别人的自由,那种只求利己的习惯中。这些人就作威作福,所以许多的人受了欺压、受了亏损。当然从人性的软弱这方面来看,因不满而产生的报复行动,也被归类到宗教改革的一部分,但是宗教改革一定要有一个最纯粹、最清洁的动机,所以我们纪念宗教改革,一定要从那些真正为了神、真正为了教会的圣洁、真正为了信仰的纯正、真正为了讨上帝喜悦的动机而奋斗、甚至牺牲的人,去看宗教改革运动。
宗教改革的运动产生了几个最伟大的领袖,当然有一些在时机未到以前,已经比别人更先看到了社会的败坏是什么,教会的妥协是什么,信仰应当回到什么地步,应当用什么路径表达他们对上帝的忠心。但这些人因为时机还没有到,就变成在面对文艺复兴之后宗教改革成功前,一个一个殉道,一个一个被烧死,一个一个被关进监牢,一个一个受严厉的逼迫,甚至被折磨致死。那个时候,逼迫圣徒的人,他们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他们已经觉得是惯性,只要你所讲的,跟教会权威所认定的不一样,你就是异端。
如果你到马德里去,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市中央有一块相当大的四方形的广场,这个广场就是从前烧圣徒的异教裁判所(Inquisition
)。异教裁判所也就是天主教专门审判错误信仰的人的执行机构。Inquisition
如果把罪名钉在你身上,你是逃不了的,所以被杀、被烧、被刺死、被处以绞刑、被鞭打、受痛苦的人多得不得了。当然有一些是真正的异端,但是这些异教裁判所的人自以为有绝对把握的教会权威,即使他们看到有一些真正伟大的改教家,也不分青红皂白,只因为你敢挑战教皇的权威、只因为你敢不遵守教廷的命令,都一样看待,把你当作异教徒一样杀、烧、折磨,所以宗教改革的运动,我们看见有很多人牺牲了,很多人死了,很多人被砍头,很多人被活活烧死。无论在德国南部、意大利的北部,如萨佛纳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1452-1498)、如捷克的约翰·胡斯(John
Huss,1369-1415),还有在荷兰、在西班牙,在许多的地方都有许多的人为信仰而被处死。
但是感谢上帝,时间一成熟的时候,神不但不让他一些忠心的仆人被处死,还给他们特别的保护,让他们可以很耐性的、按部就班,把改教事业作成功,然后可以寿终正寝。这个时间来到的时候,就是十六世纪初的时候。
我盼望你们可以买一些宗教改革的书。有一本是《历史的轨迹》,作者是祁柏尔(B
K Kuiper 1877-1961),在这本书里祁柏尔提到马丁路德、墨兰顿(Philip Melancthon
1497-1560)、慈运理、布灵尔(Johann Heinrich
Bullinger,1504-1575)、加尔文、伯撒(Theodore
Beza,1919-1605),这些伟大改教家的事迹,我盼望你们可以人人都买一册,终生好好去看。你要对主说:「主啊!我愿意在我的时代,成为一个忠心为你的道、真正为你的国尽心竭力,成为一个持守真理、信仰的人。」那这样你对教会的帮助就很大了。我们在教会中,争个人的利益权柄是没有用的;我们在时代中,为神的荣耀、为神要我们彰显的美德作奋力的战斗、为信仰作一个孤军奋战,那是非常值得的事情。
1.
马丁路德
我们看见了当时期成熟的时候,就出现了几个伟大杰出的改革家,第一个就是马丁路德。马丁路德最伟大的地方就是他的勇气。他找到对真理的正确了解,常常是出人意外的。马丁路德在奥古斯丁修道院读书,不是在阿奎纳(Aquinas
)派系的修道院。阿奎纳的派系是比较用人的办法,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去作为辩道学的原则。而奥古斯丁不是亚里斯多德派的,他是柏拉图派的。奥古斯丁在柏拉图的影响之下,来作研讨神学的工作,而奥古斯丁是把圣经当作最高的权威,所以【奥古斯丁年老的时候讲一句话:「如果你们发现我的讲道,跟我的著作是违背圣经的,请你们丢掉我,你们回到圣经去吧!」所以他不敢以他自己的成就或者理论来代替圣经。这是历代圣徒最好的一个尊重圣经的榜样】。
在奥古斯丁过了一千多年以后,产生一个马丁路德。当他研究圣经的时候,他会注意到几个大点,就是神的主权问题、神的恩典问题、福音的能力问题、人得救是靠着信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延续了奥古斯丁的神学系统,延续了奥古斯丁的神学概念。
当马丁路德慢慢发现,人不是靠功劳、也不是靠行为、不是靠自己的努力、更不是靠我们自己受苦,可以换取耶稣基督赦罪的恩典、和赐给我们在真理里的自由的时候,马丁路德就勇敢向天主教挑战。那个时候,【上帝用马丁路德做了没有人曾经做过的勇敢的事情,就是大力推翻天主教的错误。他大力宣讲天主教的弊病,他呼吁大家起来注意教会已经走错路了。这种敢于修正、审判,敢于鉴察、敢于呼吁教会一定要悔改的这种勇气,就是改教精神的第一步,所以上帝用了马丁路德来拆毁错误的根基跟系统】。
这个已经有一千五百年历史,全世界最大的宗教体制、全世界最强的宗教权威,在一个普通的德国人下面被打倒下来。这是马丁路德伟大的地方,你一个人要摧毁一千五百年建起来的大系统,难得不得了,但是因为神的责任在他身上、圣灵在他身上的催逼,加上他勇敢的个性,坦率、真诚、至死不变的决心,使马丁路德成为历史上万古的一个伟大的人物。如果你看他从
1517年到1521年,就那几年中他怎样奋斗、怎样努力,你就知道他受了很多的困难,他要跟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跟主教、跟许多天主教领袖辩论,那些事都是非常危险的。当皇帝下令他到沃姆斯(Worms)去辩论、去受审问的时候,他日记上写:「我知道这一次去生命是有危险的,我去可能会死。」但是他还是去了。
他辩论的时候,没有一句颤抖、没有一点惧怕,勇敢得不得了,把他对圣经的研究、对真理的明白,毫不妥协地讲出来。「你收回你所讲的话!你收回你所写的书!你妖言惑众的理论,是抵挡上帝的旨意、是违背教会的命令,你是真正耶稣基督教会的仇敌,请你收回,马丁路德博士。」马丁路德回答说:「我如今站在上帝的话--圣经的上面,我绝对不撤回,绝对不收回我写的任何一个字,除非你可以证明我所写的话是违背圣经,也是违背我良心的,这就是我的立场。」他所讲的变成我们基督教改教以后很重要的一段话,因为曾经有一个这样的人,在最危险的关头、在自己的生死存亡面前,为了上帝的道,绝对不愿意妥协。
结果几次的辩论,大家都看出来是马丁路德胜,是主教失败、是皇帝失败、是所有抵挡基督真正福音的教会的人的失败。他们知道他是有神的赐福,是有神的真理作后盾的。皇帝在教廷的支持下判定马丁路德死刑,并下达了追杀令。但是马丁路德在回去的半路中,没有人杀他;相反的,有一些人把他先掳去了。原来掳他去的不是坏人,是支持改教的人先把他掳去,免得他被仇敌掳去,结果把他藏在一个堡垒里。整个德国忽然发现马丁路德不见了,原来被藏起来了。他就用那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把圣经翻译成最好的德文。他对德文圣经的翻译,所用的词句、文法、句子的优美性,到现在还被认为是德国最好的文学。
当时神的仆人,不单是意志坚强、胆子很大、绝不妥协,也是明白真理、熟读圣经、完全顺服上帝的话,更是有最大的才干、最好的学问、最好的文学,来表达他们信仰的人。当然在改教过程中,马丁路德也会遇上消沉的时刻。据传有一次马丁路德回到家里,看见他的太太穿着丧衣,一直在那边很伤心。他就问她说:「是什么事你这么痛苦?家里什么人离开世界?我这样到处出去这么忙,回来看见你这么伤心,你到底要告诉我有什么事?」他的太太大哭,说:「上帝死了!」马丁路德生气:「上帝死了?你在讲什么?上帝怎么会死?」他的太太马上板起面孔:「如果上帝没有死,为什么你改教现在却灰心丧胆,不勇敢再做下去?」他明白了,他太太要用这件事刺激他再奋斗下去。他说:「好!上帝没有死,我也不灰心。」他再奋斗下去。
今天有很多人什么都做不成,什么地方都没有人要,就说:「主啊!我奉献给你,求你用我吧!今天你所拣选的,就是愚昧的、软弱的。你用愚昧的、软弱的,你用无有的;你用什么都没有的作你的仆人。」所引用的是保罗讲的话,但保罗讲的意思不是说没有用、没有人要的就可以交给上帝。的确保罗讲过那句话,但他是门徒中最有学问的。当基督教最有学问的人,感到自己什么都没有;最有才干的人,感到自己什么都不配,再从他口中说:「我是无有的,我是软弱的。」那么基督教就有盼望了。今天最爱用那节圣经的,就是那些不读书的人、懒惰的、没有人要的,就引用那一节:「感谢主!这句话这么好用。」你要知道写那一段话的是保罗,而保罗是大有学问的人。旧约的摩西学会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保罗对希伯来的律法字字精通,全本圣经滚瓜烂熟,他是熟悉希腊的哲学,马上就可以引用出诗句来跟希腊的哲学家在亚略巴古面对面辩论。这样的传道人是非常聪明、非常有学问,也非常谦卑、感到自己什么都没有的。
我们不要随便用圣经。今天我不得不告诉你,很多灵恩派的领袖是最没有研究圣经、没有学问,只引用几节圣经、大喊大叫,说他们有圣灵,等到跟他们真正好好辩论反对基督教的思想哲学的时刻,才发现他们连名称也不懂,连书也没有看过,然而他们还自以为圣灵在他们身上。
旧约圣经里有两个青年人,一个是约瑟,一个是但以理,都被记载圣灵充满他们。而这两个被圣灵充满的青年人,在旧约中所给我们看见几件事:第一、办事尽忠、;第二、他们思想精明;第三、有耶和华与他们同在。他们尽忠办事、思想充满智慧、过圣洁的生活,又有主与他们同在。这些人困难的时候不妥协、至死忠心,又精明、又忠心、又尽力、又有智慧、又过圣洁的生活,这才是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人。今天有很多所谓被圣灵充满的人,表现出来就是怪异的现象,所谓超自然的膏抹,加上欲望的冲动。许多专讲灵恩出名的人,他们的性生活、他们使用金钱的责任是很胡涂的,我们不要被他们欺骗。
2.
慈运理
我们讲第二个人,这个人叫做慈运理(Ulrich
Zwingli,1484-1531)。这个人跟马丁路德都是改教家。马丁路德在德国兴起改教运动;慈运理在瑞士兴起改教运动。他们都发现,「教皇无误论」是错的;他们都发现,「买赎罪券」是违背圣经的;他们都发现以「马利亚为中保」不是上帝的教训;他们都发现,教皇用权威来压制整个世界的合法性是不可靠的;他们都发现,不准许人读圣经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他们在对「马利亚」、对「圣徒功德论」、对「炼狱」的看法、对「教皇的无误」,所有天主教所认为必定是没有错误的绝对真理,都产生怀疑。慈运理就在瑞士进行改革,等时间一到的时候,许多从前惧怕、软弱、不敢行动的人,一听到呼声,全部都响应起来,而他为改教事业就勇敢地加入战事中。很可惜,慈运理最后死在一场战役里(1531年)。
慈运理对整个基督教最大的影响,就是把圣餐从「化质说」提倡变成「象征说」。很多的教会说:「我守圣餐,这个饼、这个杯不过是象征,是代表耶稣的血,代表耶稣的肉,不等于就是耶稣的血、耶稣的肉。」所以这个是慈运理的影响。虽然,加尔文对圣餐的解释比他更超越一点,但现在我不谈到那个地方。
3.
约翰·加尔文
第三个最重要的人士,就是加尔文。加尔文生性比较沉默内向,他不像马丁路德那样外向。马丁路德勇敢,但是有一点粗暴;他讲话的时候,有时候充满脏话,他如果不喜欢,他就骂,可以用很脏的话来责备那个人,但他心地正直、清洁,所以他与那些抵挡上帝的人不共戴天,他对那些不遵守真理而掌握教会权柄的人绝对不退让。马丁路德的勇气、率直、胆量、真诚,就成为上帝所用,来拆毁天主教一千五百年的权威所建立起来的庞大可怕的系统;而上帝用另外一个人,虽然身体比较瘦弱、不太健壮,但头脑清晰到一个地步,经过了五百年,你要找出他一个思想跟另外一个思想有什么冲突,几乎费尽你一生也找不出来,这个人叫做约翰·
加尔文。所以上帝用马丁路德摧毁了错误的系统,用加尔文重建了正确的架构。如果没有把错误的摧毁掉,你就没有办法从阴影中出来;如果已经摧毁掉而没有重新再建,你就看见废墟一片,所以基督教在天主教错误被摧毁之后,要重新建立自己的信仰。一个这样大的责任,就落在加尔文的身上。
虽然加尔文是一个普通人,但他也是一个满有心志、有自己计划、盼望和进取的人。有一次他到日内瓦的时候,他不晓得他所写的《基督教要义》--薄薄的一本、最基本原型的单行本,原来已经震动了整个欧洲。本来他只是要经过日内瓦到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去,想不到他一到日内瓦以为没有人认识他,结果日内瓦重要的教会领袖法惹勒(William
Farel,1489-1565)来迎接他。他吓了一跳:「你为什么会迎接我呢?谁告诉你我到这里来?」「我们早就读过了你那本书,你的立论完全是圣经的;你的信仰成为我们每一个人所崇敬的,所以我们要欢迎你,欢迎你到日内瓦来。」他心里想:「糟糕!我不过要路过,不要欢迎;我要离开这里到斯特拉斯堡,经过这里罢了!」那天晚上,讲话到一半的时候,法惹勒说:「我奉主的名告诉你,日内瓦需要你。你所写的、你所信的,正是应当带给全世界的基督徒,走在纯正基督教信仰的内容,抵挡这些错误的权威,跟已经偏失的天主教。」他说:「不,我是路过,我是要到斯特拉斯堡去的。」「去做什么?」这个老牧师很凶的。「你要去哪里?」「我去斯特拉斯堡。」「做什么?」「我要去读书。我是不配的、我是弱小的、我是没有什么可能、我也不适合作教会的领袖。你叫我留下来,我能做什么?这不是我要的。」加尔文有他自己一套的计划,怎么样再进修、怎么样再出发。想不到这个老牧师听了他这个话以后,站起来,像雷一样的讲一句话:「我奉主的名对你说,如果你不留在日内瓦,你再走,愿上帝咒诅你的一生。」哇!他吓死了。所以这年轻人碰到这种老牧师,哪里敢不读神学?哪里敢不事奉上帝?
就在这个时候,加尔文心里发现:「这是神的声音,是神透过一个忠心年长的仆人的声音,对我讲这个话。」他就这样留在那边,就不走了。留在日内瓦,将近一年八个月的时间,帮着他们开课。法惹勒讲道,把一些的责任交给他,有时叫他讲道,他就慢慢勇敢地讲,把他的信仰讲出来。全城的人就知道有这个人来带领,改革是有盼望的。
宗教改革是有盼望的,但是当时的局势是复杂的。从行政和护卫上,日内瓦必须倚赖附近的一个大城市,现在是首都叫做伯恩(Bern)。伯恩的信仰立场虽属改教的一方,但是较松散,在意见和执行上常与日内瓦有一些看法是不一样的。经过差不多不到两年的时间,加尔文他们在改革宗教上有了一点成绩,但是在执行教会的纪律上,改教家们认为权柄应该在教会手里,不该由日内瓦市政当局来决定,结果和日内瓦市政当局起了争执,法惹勒、加尔文等人被赶离日内瓦。离开日内瓦以后,加尔文就跑回他要去的斯特拉斯堡,在那里过了三年比较平静安稳的日子,好好地读书、好好地研究更深的课程,也继续改教的事奉。他心里感谢上帝,一方面上帝借着那个老人把我放在那边,上帝又把我释放出来到了这边。在那三年半里,他结了婚,有了家室。不久日内瓦支持改教运动的领袖在市政方面得胜掌权了,又去请加尔文回来(1541年)。这一次回到日内瓦,到死他没有再离开那个城市。
在这个时候,马丁路德其实已经老了,对德国的影响已经到了一个不能再进步的地步了,而全欧洲的人发现,真正的基督教信仰的建立,一定要到日内瓦去。感谢上帝,后来加尔文终于如愿地在日内瓦办了一所基督教的学院(1559年),可以说是全世界第一个基督教的大学。然后从斯勘的那维亚(Scandinavia)、荷兰、苏格兰、法国、捷克、波西米亚,都派人到那里就读。学成后一个一个回去,把归正的神学带到他们的地方去,这样归正的系统神学就慢慢地布满了全欧洲。整个系统的严谨性,跟全面教导的完整性,是没有一个人超过加尔文的。所以真正成为基督教信仰基础的系统神学,是从加尔文来的。
另有一位很重要的人叫做诺克斯(John
Knox,1505-1572),从苏格兰跑到日内瓦来研究,也加入归正的行列,成为加尔文的同工。等他回去以后,就勇敢独当一面,抵挡天主教和反对基督教的王室,在那里辛苦建立苏格兰长老会。这样,全世界的归正运动就开始了。
到加尔文年老的时候,他是唯一成为全世界改教运动领袖的第一个最重要的人。马丁路德死了,墨兰顿穿梭在两派之间没有成功,而慈运理也早已死了,全世界改教运动剩下日内瓦为中心。而日内瓦的学院成了训练的中心。加尔文在日内瓦所建立起来的工作,就成为全世界所盼望的,恢复信仰、忠于信仰的根据地。
有人说,改教运动只注重教会内部改革,而没有传福音,其实并不是那样。加尔文本人讲的道,经常集中在福音布道的信息上;在他生前,也曾经打发一些宣教士坐船到远方去宣教、传道。(日内瓦的教会曾打发一组十三位成员的宣教队伍,前往现今的巴西,1557年在当时所谓的新世界New
World
建立了第一个改革宗的团契聚会。)这样,归正是建立内部的信仰基础,福音是向外宣扬基督救赎好消息的真正的行动。有信仰才有传道的行动,归正福音运动就这样开始了。
改教运动在这几个改教家打下基础后,就很稳重地让那些好好研究神学、真正明白圣经的人,咬紧牙根、死守真理,一代一代传下来,直到现今。
接下来在这个讲座的后半段,我还要提到启蒙思想,跟现代新派神学怎样侵蚀整个基督教,以至于到了廿世纪,很多教会空空洞洞、完全失去能力。我也要提到归正福音运动的复兴。我蒙受的感召,以及盼望这个讲座对你们能够达到的影响。
第四讲 归正福音运动
归正福音运动
归正教会必须从事并实践福音运动,把归正跟福音联合起来,这就叫做归正福音运动(Reformed
Evangelical
Movement)。是不是相信「预定论」的人就懒惰传福音呢?在这世上的确有许多有这种信条的教会,实实在在是很懒惰传福音的。是不是努力传福音的教会,就一定要放弃「预定论」和「神主权拣选」的教义呢?不是的!是不是那些相信传福音有果效的人,都不走「预定论」的路线呢?也不是!是不是有一些相信「预定论」的教会,也一同努力传福音呢?是!
谁是一方面努力传福音、一方面坚守「预定论」教义的呢?就是使徒保罗!没有一个人比保罗更强调神预定的主权、以及他创世以前的救赎计划,他自己也承认他是在创世以前蒙拣选的。也没有任何其他一个人比保罗更勤劳,到处传福音,终生不渝、至死尽忠,把基督耶稣死而复活的道理,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等这些地区,向外广传,传到腓立比、帖撒罗尼迦、哥林多、以弗所,一直再向四处广传,直到全世界各洲、各城。这是上帝在地上所施行的拯救计划,是上帝放在圣经里一定要被成全的命令:「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二十八:19-20)
如果一个人读一本书,读不懂的时候,他应当有怎么样的态度?如果一个人,对某一种理论很难理解,发生困难的时候,他应当怎样回应?我在宣道这五十多年中,我发现人对人,以及人对神的回应,常常有非常交错、非常矛盾、令人错愕、非常不合理的表现。如果一个人读爱因斯坦的书读不懂,他的反应就是「我太钝了,我不聪明,我父母没有给我足够的智慧和理性分析的能力、破解这些物理学原理的头脑。」所以读爱因斯坦的书读不懂,人就感到自卑,就退学归家,不再继续浪费他的时间。
但是当一个人读圣经读不懂的时候,他一点也不会感到自卑,反倒开始骂上帝。这种现象,岂不正是印证神所告诉我们的,我们是堕落的吗?我们用很不公义的态度,来对待公义的神;用不智慧的反应,来对待公义的主;非但不感到自己不够,还用不肯悔过的态度,来批判上帝讲错话,所以我不能了解,我们凭着什么权柄,把已经堕落、有罪的理性,当作绝对的权威,来批判我们不懂的事情呢?当一个人无理地批判别人的时候,他所批判的正是他自己用同样的态度去批判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人不但是堕落,而且是理性非常不清楚。我常问自己,我这一生传的是圣经的道吗?我今天所讲的是神的道的奥秘吗?我忠于上帝吗?如果忠于上帝,而且传的是纯正的神学、是真理的信仰、是系统的教导、是圣经的原理、是耶稣基督所成全的救恩,为什么却有一些人不但不把人带来听这个救恩,相反地他们批评这样的传道、批评这种的聚会,甚至抵制这样的聚会,使人不能参加呢?这种人到底是上帝的工具,还是撒但的工具?你明白我这样分析的逻辑吗?你可以接受我这样的分析法吗?如果一个人讲的是真理,而人故意去反对,自己不听,也使别人不能听,甚至攻击所传讲的真理,那么那个攻击真正真理的人,是不是上帝的工具呢?我不得不怀疑他根本就是撒但的工具。我的怀疑,盼望可以得到你们的认同,因为这表示我相信你的理性功能是跟真理在一起的。
同样的,如果今天像加尔文这样伟大的思想家,他决定一生一世只走圣经路线,结果他这样伟大的头脑,竟然在历史上不被认为是第一流的人才,他的牺牲多大!但是很多人并不明白这一点,把他当作是可咒诅的人,而这些咒诅他的,当中竟然有所谓教会的领袖,那你就知道教会发生了什么事情。
有哪一个人对圣经的注释、在历史上对整个人类的启发,和对真理的阐解和对救恩的认知,能够超过加尔文的?我是非常怀疑的。许多人认为,只有在圣灵教会、五旬节、灵恩派的教会中才有圣灵的工作,所以他们就用同样的理由来推翻、来指责你们这些福音派的人没有圣灵、你们这些长老会的没有圣灵、你这些归正宗的没有圣灵。我们就要问:「你认为有圣灵,或者你认为没有圣灵,你们鉴定的准则是什么?」他说:「你们不会讲方言啊,你们没有赶鬼、医病,你们没有上帝的能力,你们也没有灵恩祷告。」那我们就要追问:「这个鉴定基础的标准,其本身有没有受过鉴定?」如果你的鉴定方法不需要鉴定,而你就把你鉴定的方法绝对化到一个地步,认为你是有资格鉴定别人的,那我还要追问:「你凭什么权柄,可以免去鉴定?」
这种一直严肃的追讨和这种查证的方法论,是每一个基督徒应当知道的。如果有一个人拿着一封信来查我的家,他说:「总统给我这封信,查你的家。」我就惧怕,我就把所有的钥匙交给他,让他查吗?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我先查那封信是真的、还是假的。好不好?应该不应该?可以不可以?这些查证、追问的功夫就是今天教会没有做到的事情。
「你们没有圣灵!」我就要问:「你根据什么?」他说:「根据我的看法。」你的看法从哪里来的?「是我的看法。」那么因为你声音大,就胜了吗?因为你的自以为真理,就是真理吗?真理是因为一个人把声音讲得很大声、很肯定,就能产生影响力,利用那些怕大声而顺服他的人,来佐证他本来就是真理吗?我从小不接受这个。这就是我作传道跟别人不同的地方,你不要吓我、不要骗我,你不要因为你可以大声讲、你自信特别强,就抢去独断真理的权柄。
归正神学的原则与使命
归正神学有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如果一个人说他是上帝的仆人,让上帝的灵在众圣徒中一同印证他是上帝的仆人。如果一个人说他讲的就是正统的解经,我们众人就应当一同读圣经,一同查考上帝在历世历代中,怎样引导最伟大的神的仆人们,对这节圣经的看法,是不是和他所讲的一样?如果他自己以为他的解经就是对的,而跟历世历代圣灵引导是相悖的,那是不是圣灵过去错了,今天圣灵悔改?或者今天圣灵改变了一个新的时代,把过去的东西超越掉,然后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如果这两个都不可能的话,我可不可以说:「他违背了圣灵在历世历代中的引导、违背了圣经共同研究的结果,是不是他应当承认是自己错了?」
可惜许多教会没有按照这个原则来做,以至于每一个认定自己是对的,就勇敢开办神学院,然后按立他们自己的神学生作牧师,表示他们是够水准的。我要问:「这些神学院的老师,是谁鉴定他们有资格教呢?」如果有人回答:「因为他们是美国毕业的。」那么是谁给美国这个权柄,训练传道的传道、老师的老师呢?我不会因你宗派大、历史久、跟随的人多、讲话大声、有权有势,就不敢质问。
当以利亚出来恢复信仰的时候,他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巴力是神,你们就事奉巴力;若耶和华是真上帝,你们就事奉耶和华。」(王土十八:21)那么,怎么知道谁是上帝?怎么鉴定?就必须让真上帝自己显明,而不是我们自己一厢情愿地乱讲。
所以,以利亚就跟他们讲了一个协议:「让你们求你们的神降下火来,烧掉你们所献的祭物;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降火显应。」(王上十八:24)以利亚的意思很清楚,让神自己用他的绝对,来印证他是超过人的。所以巴力的先知就恳切祷告、努力祷告、大声祷告、震撼祷告。为什么?他们以为话多、声音大、恳切一点点,就变成制造宗教气氛,就产生感情共鸣,就得着诸多的赞同,他们就可以站在优越的地位上。
但是以利亚一点不受这些标准、这些法则动摇。「你们祷告吧!」巴力的先知就祷告了,他们再祷告、再祷告,结果一点迹象都没有。圣经说以利亚就用非常讽刺的话对他们说:「大声一点吧!你们的神在睡午觉、他现在听不见,你们大声一点!」他们更大声祷告:「还不够!」以利亚是很调皮的传道人,他一方面不但不自卑,一点也不惧怕群众多,先知的数目远远多过他一个人。他曾经在耶和华面前讲一句话:「他们有这么众多,而敬畏你的,现在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当然这句话是在迦密山以后才讲出来的,但这一句话实实在在就是他当时的光景,因为政治势力衬托宗教,那个情形跟今天政治势力讨好宗教,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们要选总统的时候,总统候选人就到庙里去拜票、去烧香,一个、一个去,跟从前不一样的。从前庙里所有的先知、和尚都是王朝、皇宫供应他们生活的,所以他们听王的话。这样亚哈王就用国库的钱养了四百个巴力的先知;亚哈王的太太,亚太太(耶洗别),她也照样用国库的钱养了四百五十个亚斯他录的先知,一家有两个神。以色列是上帝用他的大能,从埃及地借着摩西遵行神的命令,把他们拯救出来的,使他们不在埃及作奴仆,出到旷野去敬拜耶和华,但是这些伟大的领袖死了以后,整个大工就垮了,整个属灵光景就改变了,时代变迁了,百姓就根据政治力量、惧怕政治对他们的影响,他们就走在拜巴力、拜亚斯他录的异端中。
「上帝在哪里?上帝啊!你的能力在哪里?」上帝没有回答,但后来他对以利亚讲一句话:「你以为只有你敬拜主、只有你忠于我吗?我告诉你,我已经为自己保留了七千个人,是未曾向巴力敬拜、未曾向巴力亲嘴的;他们纯洁、真心、有正统信仰,敬畏我、爱我,我把他们隐藏在这个世代里。」以利亚总以为他是最爱主的、他是单独的、他是奇数、异数,是一个余数,惟独剩我一个人。上帝说:「你不要骄傲自大,我有许多隐藏的选民、我有许多忠于我的子民,是你没有看见的。你感到孤单?我告诉你,不必!你有看不见的弟兄七千个人,你不知道。」
然后巴力的先知在祷告没有果效的时刻,以利亚再说:「再大声一点!」以利亚根本不怕他们的数目,以利亚更不怕他们背后有亚哈王,因为支撑我忠心至死的上帝是真的,你们的神是假的。等时间到了,那些用石头砍自己、用刀刺自己、满胸都流了血而没有果效的先知,将证明他们的神是假的。
之后以利亚就对以色列百姓说:「Come
onto me,people of
Israel,以色列子民啊!来!跟着我!」他们就跟着他。他就对他们说:「如今我们仰望上帝,献上祭,放在祭坛上。」然后他吩咐他们浇水在祭坛上面。三年半没有下雨,个个干渴到要死的阶段,所剩下全国最少、最少的一些水,拿出来浇在祭坛上面?这个是神经病的行动、这是违背自然定律的行动、这是违背常理的一个吩咐,因为那个时候,每一滴水比每一粒金刚钻更贵。三年半没有下雨,谁能维持下去?如果还剩下一些、还能延长一些寿命,为什么你吩咐把这些水浇在祭坛上?这样浪费、这样不合常理吗?这个神经病的传道人!
但是以利亚绝对不妥协:「倒下去!」一次、两次、三次,好了。他说我们祷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啊!求你使你的众百姓知道你是上帝,又知道我是你的先知。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回心转意。」(王土十八:36-37)等他讲了这句话以后,火就从天上降下来,烧尽祭坛上的祭物,也烧干沟里所有的水。百姓大声欢呼:「耶和华是上帝!耶和华是上帝!」这叫做复兴。
教会需要复兴,因为许多的人把金牛犊代替耶和华,许多人把世俗的音乐代替圣洁的音乐,许多人把世俗的火代替圣灵的火。上帝从天上降火,不但烧掉百姓所献的圣祭物,上帝也从天上降下火来,烧死那些假祭司,烧死那些被按立成为祭司,却不顺从神的道,把俗火放在祭坛上,譬如亚伦的两个儿子。为什么亚伦犯罪,上帝不杀他?为什么亚伦的两个儿子犯罪,上帝马上杀他们?这其中有一个我们必需要考量的事情--亚伦预表基督,是大祭司,所以神放过他,但是他的罪照样他要担负。当他的儿子自以为可以用世俗的火来代替圣灵的火时,神就马上用天上的火把他两个孩子烧死,那天刚好是两个孩子被按立作祭司的大日。你想想看,如果唐崇荣一生事奉上帝,年老的时候按立自己的孩子作牧师,刚按立完毕一个钟头,上帝就把他击杀死了,那些尊重唐崇荣的人,会怎么看上帝为什么这样对待这个事奉主的这位家长呢?没有人能明白,但是上帝显明他公义的时候,人是无可辩论的。上帝要的是圣火在祭坛上面燃烧!可是今天我们看见许多的事奉,好像很火热,但是在严格的追讨之下,发现那不是圣火,而是俗火。
摩西在山上四十天,听上帝的指示怎么样建会幕,一切的尺寸、材料、大小、方向、功用,都很详尽的记载下来。摩西要用四十天来听清楚,领受详细的指示,一点不可更改,因为要建的会幕是耶和华与人会合的地方。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建造宗教圣殿的描绘,一定要照着神的旨意做。四十天以后,上帝把两块亲手刻的十诫法版交给他。当摩西从山上下来,走到半山的时候,忽然间听见一些声音,他就停下来问:「这是什么声音?」为什么他要问?难道他不知道吗?如果你读下去就明白他不是不知道。约书亚马上回答。有时候我会故意问一些问题,但是我发现同工们有的时候回答得太快。凡是回答快的,常常都不是最好的答案,因为他们以为他们都懂了。若有人自以为他知道什么,按照他该知道的,他还是不知道,所以如果有很严肃的问题问出来,你们要先学习静默,不要抢先回答。
约书亚是勇士,身经百战,是一位很有经验的年轻人,他说:「这是争战的声音。」摩西说:「不是。」摩西和约书亚都是军队中的领袖,历史的传闻曾经提到,摩西在埃及做皇太子的时候,曾经率领军队在南部跟仇敌争战,英勇战胜回家的时候,得到很大的尊荣,所以他应当可以听出来是不是军队的声音。这个时候摩西的耳朵,是比约书亚的耳朵更敏感。所以约书亚说:「这是军中争战的声音。」摩西说:「不!这是歌唱的声音。」以色列百姓正在敬拜、正在赞美,但是他们敬拜赞美用的是神所不喜悦的音乐;而且他们用的乐器、唱的诗歌,是对着金牛犊唱的。今天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常常说:「将最好的献给上帝。」其实我们献的是最不好的。我们用的音乐,特别在许多敬拜赞美所用的诗歌,是没有多大价值的东西,是粗制滥造的作品,拿来献给上帝,但是我们的领袖们听不出来,也感到不需要分辨,因为牧师、传道自己没有研究音乐,就让教会的诗歌随便唱唱,他们感到这样就很好了。这些正在赞美、正在唱的音乐,是混乱到一个地步,一点都没有使人想起上帝的真理、教义和应有的神圣敬拜】。
你可以想象当以赛亚进到圣殿中俯伏的时候,看见上帝的荣光从宝座遍满全地,因为他抬头看见耶和华坐在最高的宝座上,那时候有撒拉弗(每一个有六个翅膀,两个遮脸、两个遮脚、另外两个飞翔。)彼此呼喊:「圣哉!圣哉!圣哉!」他们是用最神圣的音乐,不是用喧闹的大喊大叫来敬拜上帝。
如果你好好分析历史上最伟大的作曲家所写的「圣哉!圣哉!圣哉!」你会发现这些作曲家在写「圣哉!圣哉!圣哉!」这类诗歌的时候,他们共同遵守一个定律,就是「圣哉」重复三次,是三重的,就停下来了,不需要第四次的「圣哉」,因为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你只能把圣父、圣子、圣灵的荣耀给三一的上帝。当这些历世历代最伟大的作曲家写「圣哉」的时候,他们几乎都是恐惧战兢跪在上帝面前,用最严肃、最严肃的态度来写「圣哉」,除了威尔第(GiuseppeVerdi,1813-1901)以外,我看所有的「圣哉」都是非常严肃的。
写了许多的歌剧的威尔第,在年老的时候突然间发一封信,给其他五个意大利的作曲家说:「我们六个人一同合作,写一部意大利的安魂曲(Requiem)好不好?」到期那五个人都缴了白卷,没有一个人在所定的日期把作的曲交过来。威尔第一气之下就说:「我不等你们了,我一个人把整个安魂曲完全写下来。」这安魂曲有一部叫做「圣哉」,有一部叫做「上帝的羔羊」,有一部叫做「信经」。原本有六个层次的天主教音乐架构,到了「圣哉」的时候都是很严肃的。但是,威尔第在他的「圣哉」中,跟所有「圣哉」的曲子的作者的写作法不同,他用的是很活泼、很轻快,但不是很严肃、很稳重的旋律,所以这个叫做意大利式的圣颂(Italian
Sanctus),叫做威尔第圣颂(Verdi
Sanctus),他不是写圣乐的人。
我个人对音乐的研究是很严肃的,我发现贝多芬的才干是伟大得不得了,但他写圣曲的灵性是不安定的,他写荣耀上帝的诗歌是不庄重的,因为他对神的信仰本来是发生问题的。你把贝多芬的庄严弥撒曲(Missa
Solemnis)跟罗西尼(Gioachino Antonio Rossini
1792-1868)十九、廿岁所写的(小)庄严弥撒曲,跟巴哈所写的唯一的弥撒曲作一个比较,你就发现【巴哈不是单单用音乐的才干写圣曲,他是用存心荣耀上帝的最敬虔的态度来写圣曲,所以他的圣曲不是把随便的音乐加上圣经的话语就算了,他写圣曲是以对神绝对的敬畏、绝对的谦卑,然后愿意献上最好的作为荣耀上帝的工具,求上帝给他智慧而写的,所以他是不一样的】。
但是今天人用什么音乐敬拜上帝?华理克(Rick
Warren)是福音派中不懂音乐却大言不惭、随便讲音乐的一个领袖。世界华福大会请他作讲员,无形中留给人一个印象,好像他是福音派里最大的领袖,因为葛理翰已经衰老了,快要过去,新的时代应该由他起来带领,但是在这个人的书里有许多的毛病,这个人在音乐上太轻浮的发言,是我们应当严肃注意的。你说:「唐牧师,我常常听你批评这个、批评那个。好不好少讲别人?」我告诉你,我一定要讲,我最多讨来你对我的讨厌,但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我就不是忠于真正爱你的动机来事奉上帝来造就你。
我告诉你,华理克和威尔第犯上了同一个毛病:都以为没有圣乐与非圣乐的分别。而华理克所讲的话更严重,他说:“I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good music and bad
music。”你把所有不同的音乐拿来赞美上帝就可以了。我告诉你,若是这样,巴哈一生就走错路了,巴哈每一次要写事奉上帝、敬拜上帝的颂歌
Cantatas
的时候,他一定先跪下来求上帝把智慧、敬虔、信仰放在他心中,在他写完了以后,一定加上一句话:「一切荣耀归给上帝。」【圣乐的本身应当有神圣的动机,神圣的心灵跟灵性,神圣爱主的心成为作曲、填词的一种灵性支架,加上把这些最好的音乐奉献给上帝的心,用上帝所启示的真理来配合,产生合乎教义、合神心意的敬拜】。
摩西在音乐上有一个很敏锐的耳朵,是超过了约书亚。摩西说:「这是什么声音?」约书亚回答:「这是争战的声音。」摩西说:「不,这是歌唱的声音。」当他再走近声音的源头的时候,双眼看见了以色列民一面敬拜、一面唱歌,但是所敬拜的是金牛犊。他们不要真的神,他们要有形有样的像说:「耶和华,我们赞美你,耶和华,我们赞美你。」但是当摩西一看到的时候,所谓的「耶和华,我们赞美你。」竟然是一头牛,这和原先的信仰不对。摩西可不可以说:「算了!把耶和华当作牛、当作羊都不要紧,反正主是无所不在,牛也有他的同在。他无所不在,算了,我们不要计较教义的问题。」没有!摩西发了他一生中最大的怒气,把耶和华亲手所写的法版摔碎,以色列人就没有十条诚命了。
可以这样吗?你生气的时候,可以把市长的信撕破吗?你生气的时候,可以把总统的信撕破吗?你凭着什么怒气发到这个地步,连总统亲手写的信你都敢撕破?如果你撕破总统的信,我告诉你,事情不太大,因为他是人,你若是摔破上帝亲手写的律法石版呢?但是很奇怪,摩西摔碎那两块法版,上帝一点也不生气,摩西第二次击打磐石,上帝大发脾气。会想说:「上帝啊!你喜怒哀乐,如此无常?突然翻脸,忽冷忽热,我怎么受得了?我很难跟随你这种上帝。」不是的!上帝从来没有改变。
上帝在摩西击打第一次磐石的时候是吩咐他打的,他击打了,磐石的水流出来,那预表基督就是磐石,要破裂、为我们死,才有圣灵、活水江河赐给教会。摩西第二次击打磐石的时候,是上帝没有吩咐的。为什么、他击打?因为他的假想,他的经历告诉他要出水就打一次,要出水再打一次。那一打的时候,就违背了最大的原则--基督只有一次受难,并不是两次。所以你要基督再死吗?你要基督再一次破碎他的身体吗?神说:「摩西,你在那个地方,没有尊我为圣,你没有在百姓面前把荣耀归给我。所以我告诉你,你不得进入迦南,不得享受、也不能带领我的百姓进我所应许的迦南美地。上山去吧,在尼波山上我给你看,但是不给你进去。你看过了之后,你要死在那里,不能下来。」(民二十:7-13;申三十三:48-52)摩西因为年老不能进去吗?不是的。圣经说他一百廿岁,眼不昏花、耳不失聪。他是一个到一百廿岁还是非常健壮的人,否则的话,上帝怎么可能吩咐他:「你一百廿岁了,爬山。」这样残忍呢?
但是上帝说:「摩西,你爬上尼波山去。」他爬到那里,就让他死在那里。摩西不是不能进迦南、摩西不是不健康,他是实实在在健康,可以进迦南,有足够身体的条件可以进去,但是神对他说:「我不准你进去,因为你在米利巴的地方击打磐石,在我百姓面前不尊我为圣。」
摩西这样一个伟大的领袖,他有时也可能犯错误,但是这一次他的敏感程度是超过约书亚。摩西很敏感、很准确。你们所敬拜、所事奉的,是凭着错误的信仰,向错误的对象发出去敬拜赞美,却用了纯正的名字。魔鬼不怕你挂教会的名字;魔鬼不怕你说你是福音派的;魔鬼不怕你说你是改教运动的果子,你可以用最好的名称,一旦你心里违背了福音、不再单纯地跟随神所启示的圣经,魔鬼就根本毋须怕你。
归正精神:敬畏上帝、顺从神的道
请问,灵恩派出了一些什么伟大的解经书没有?没有。他们的领袖是随便解经的。如果你把灵恩派一些的领袖解经的道拿出来好好分析,你越分析就越惧怕,因为他们对教义是不尊重的,所以对教义尊重的人是他们恨的人,对教义不尊重的人就是他们的好朋友,因为他们本身是以讹传讹、以错附错,他们在解经、教义上,根本毫不谨慎。
你说:「灵恩派不是有一个戈登·费(Gordon
Fee),不是也写了很好的解经的书?」是,那是异数,那是尊重圣经的人,他们中也有一些尊敬圣经的。无论在哪一派,只要是尊重圣经的,都有归正的精神,因为归正不是因为你在哪一派,归正是因为你是真正尊重上帝、顺从神的道、归回正统,这个叫做归正。
【归正不是一个宗派,归正是一个精神;归正不是一个团体,归正是一个呼召、一个邀请。归正的人应当很勇敢地、很尊贵地、很欢欣地呼吁、邀请全教会,全心全意地,归回全本圣经】。今天我们盼望教会里有一种人,在心内有罗盘,里面有圣灵给他的准则,很有原则、很严格、而且很准确地看出,什么是正、什么是误,这种人应当成为教会的领袖。改教时期就有这些人,后来神慢慢缩小范围,就专用一个人就是加尔文。加尔文注释、讲解了大多数的圣经书卷,结果就成为改教时期最准确、最伟大的一套解经书。终其一生,新、旧约全书六十六卷当中,他留下四十四卷注释书。
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准确到一个地步,他引用的圣经你可以反驳、你可以不赞成,但是你仔细分析那些不赞成他的书而写的反对文章,一定发现比他更不准确地误会圣经的意思。加尔文在他的《基督教要义》里,所引用的经文,有重要的、也有被认为不重要的,有大家熟悉的、也有很少人留意的经文,总共超过六千处。有什么人比他更深入、详细、准确地应用这么多圣经上的话,来建立教义呢?
所以加尔文写下来的教义不是随便、不是一厢情愿、不是个人理性的发挥、不是独断式的解释,乃是很客观的、顺从全本圣经、经过周全研究的结果,所产生出来的基督教教义的书,这就成为历世历代神学的总教科书。这本书的内容经过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的修订跟增添,所以最后变成一本相当厚的、有分量的教科书。这五百年来,你很难在其中找到有什么前后矛盾或彼此不一致的词句。他的详尽、他的全面、他的仔细度,以及前后的一致性,成为我们事奉主的一个榜样。
我已经事奉主五十多年,你可以在我的讲道里找到很多不够谨慎的地方、不够准确的地方、或者错误引用的地方。有时是一时讲话不小心;有时是因为太累了,差不多在沉睡的边缘,仍得继续讲的时候所犯的错,有时是因为神许可,使我在错误中而不自觉,让我以后更谦卑地谨慎自己。我知道我很难每一句都很准确。
从这个角度来看,历史上有了一个约翰·加尔文,成为历世历代的榜样,而上帝并没有给他活得长久,五十五岁不到,仍算相当年轻时,就把他的生命取去,因为他的身体很不好,而且他讲道常常口吃,所以听的人很苦、很难,要听他讲清楚每一句话,有时候要等一些时间。
我过去这十年来因为常常咳嗽,使我的听众感到有一些困难,当然你感到困难的同时,我更困难,而我没有一次因为咳嗽,就故意停下来一、两分钟再讲道。我不能这么做,我只怕有一秒钟不专心讲,或者荒废时间,就使你的思想被撒但拉到别的地方去。所以从17岁起到今天,我的讲道是继续不断,要抓住每一秒的时间,把每一句重要的话都尽量讲出去,然后把你们的思想集中在重要的存在时刻。
我这里讲「存在」的定义是祈克果的定义:“To
exist is to be with oneself alone before
God。”,人的存在真正的价值,就是当你与神相对的时刻,那个叫做存在。我常常把你们带到一个相对的时刻,我常常用最重要的话使你们发现,你不在时间里,你在永恒中;你不在礼堂里,你在神的面前;你不在四周的人中,乃是面对面与上帝关连起来的这种存在的觉悟里,而这一种「存在的觉悟」就使你忘记了你是在地上、或是在哪里,你竟然发现你正在听神对你讲话。这是我一生盼望达到的,也是我从17岁到今天讲道的一个心意。我很盼望在我们听神的话的时刻,没有任何事物搅扰我们、没有任何思想把我们抽离,也没有别的事件使我们忘记,我们正在分别那被造而被赐下成为我们产业的一部分的时间,归耶和华为圣。在这段的时间里,我们听见上帝的话。
加尔文活在世界上的年日很短,又加上口吃,好像是上帝的大能无法运行似的,为什么人要听他口吃的讲道呢?其实这就是上帝的大能。因为那时没有录音机,如果他一直讲,要把他的每一句话都记录下来,时间会不够;结果他的口吃就使速记的人有透气的机会,这岂不是上帝的安排吗?上帝让他讲慢一点,刚好给记录的人有足够的时间把要记下来的再补上去。的确,许多加尔文的诠释书其实就是他讲道的纪录,因为他身体软弱、常常口吃、精神不够,却最尽心地讲解圣经,就是神的话那存留给历世历代属灵最大的产业。而他的诠释书也成了神给教会的宝贵文献,几百年来使教会在信仰上可以不偏离左右。
加拿大有一个人写一封信给香港的朋友:「你们要注意唐崇荣讲过的每一篇东西,虽然同一篇在不同的城市讲,仍应该全部录下来,以后好好比较,看上帝借着这个人,给中国教会留下的属灵产业是什么,不要忽略他。」人给我看了这个internet
的信息,我感到很羞愧,怎么我有权柄作这种工作?我只能说愿上帝的旨意成全。
今天真正听神在这个时代要对你讲的话在哪里?今天你在哪一个教会能真正听到很严肃地建造你的灵性、很严肃地使你成长的那些道?求主兴起工人,求主感动你我,如同以赛亚在殿里听见上帝对我们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
典范在夙昔
马丁路德走了、慈运理走了、墨兰顿(Melancthon
1497-1560)走了、加尔文走了、伯撒(Theodore Beza 1519-1605)走了、布灵尔(Johnn
Heinrich
Bullinger,1504-1575)走了、这些伟大的改教家一个一个离开了,然后上帝就在苏格兰、英格兰、美国、法国、瑞士、捷克、波西米亚,还有在东欧许多的地方,继续不断地感动忠心的仆人,至死不渝、忠贞事奉主。这五百年来传下的最伟大的教训,都从归正宗留下来;最伟大的护教,也都从归正宗留下来的。
加尔文的信仰,承继了马丁路德的五个口号,成为我们历世历代所有人的产业。惟独圣经,在奥古斯丁的时代已经引用,不过当圣经受挑战时,在他的论述里,奥氏还是用了许许多多其它哲学的教训,但是加尔文不这么作,虽然他也有引用其它的,但是所有引用的都在圣经的批判下面,所以「惟独圣经」(Sola
Scritura
)这一句话在加尔文的思想、里面,是真正被实行出来了。
为了这个缘故,你看任何一本哲学书,在翻看后面引用的参考文献时,会发现引用奥古斯丁的很多,引用马丁路德的也很多,引用加尔文的则很少。人们知道加尔文尊重圣经,绝不会尊重别的书像尊重圣经一样。所以在学术界的地位上,他是自我放弃了。其实以他的聪明,以他的一致性(consistency),是连奥古斯丁、马丁路德都不能比的。从这一方面来看他爱主的心,则是显得特别清楚的。
第一、惟独圣经;第二、惟独恩典;第三、惟独信心。人对神、对神启示的真理、对神主动施恩的承认,以及对神应当有的信仰的反应,这是三句最重要的话,再加上惟独在基督里,惟独把荣耀全然归给在至高之处的上帝。Sola
Scriptura、Sola Gratia 、Sola Fide、Solus Christus、Soli Deo
Gloria,这就是留在历史上的改教精神,也是真正爱上帝的人一定要遵守的五大原则。
启示与对启示的回应
除此以外,加尔文在其它方面的贡献也很大。他看出了「普遍启示」跟「特殊启示」要分开来谈,如果你不把它们分开,你就可能把很多宗教也都当成是上帝的启示。我要严肃地告诉你两句话:【所有的宗教不但没有上帝的启示,也没有上帝普遍的启示】。因为所有的宗教所写的东西,不过是人在宗教性里面对上帝普遍启示的回应的纪录而已,所以请你很严肃地认定:普遍启示是在造化界,即外在的大自然,以及内在的直觉和良心,这两方面夹攻人性,使我们从内、外得证:「上帝借着所造之物,使我们认出他的神性跟永恒的能力。」(罗一:19-20)上帝借着所造之物,使我们没有办法否认那伟大的智慧、设计、能力、永恒托住的命令,是成为世界存在的真正的基础。上帝借着普遍启示在我们良心作见证,同时使我们看见这些客观的外在世界,以至于我们内心深处说:「这是上帝的作为。」
所以这个普遍启示是神给人的,不是单给基督徒的,而是给每一个人的,所以非基督徒在其内心的深处一定知道上帝存在,只是他们受了文化的影响、受了传统的影响、受了共产教育、家庭背景、或者受了人文主义的压制,导致他们没有办法正面去分析、正面去承认、神的普遍启示。
当人回应「普遍启示」的时候,就在两个范围内,产生了最重要的价值系统。第一个系统,就是对上帝的「普遍启示」的外在需要跟回应,产生了文化;对上帝的「普遍启示」所产生的回应,在内在的就产生了宗教,这是第二个系统。内在的回应,产生宗教的价值系统;外在的回应,产生文化的价值系统。所以宗教不是上帝的「普遍启示」;宗教不过是从人的角度对上帝给人的「普遍启示」的回应,所产生出来的内在、外在的价值系统而已,所以你一定要清楚分开,不能把人的宗教跟神的「普遍启示」等量齐观,因为人的宗教不过是人对上帝的「普遍启示」的内在反应罢了。连「普遍启示」都与宗教不能等量齐观,则更不能把宗教跟神的「特殊启示」等量齐观。
内在反应产生的价值系统,又涵盖了三个范围:第一、就是对永恒性的探讨;第二、对道德性的探讨;第三、就是对敬拜神的探讨,所以在宗教里所讨论的三个范围,就是人的道德、人对神的敬拜、以及人死后永恒的归宿是什么。可是人们对这些的探讨不会得着答案,因为在永恒性中,我们已经失去了方向;在道德性中,我们已经失去了标准;在敬拜性中,我们已经失去了对象,所以宗教的敬拜对象可能是雷公、可能是关公;可能是牛犊、可能是大象;可能是树,可能是山;可能是土地公、可能是门神、灶神。他们有没有敬拜?有,但是敬拜的对象却是模糊的,所以他们敬拜的价值观,没有答案;敬拜的对象,没有准则。人有没有探讨道德?有,凡是不讲道德的就不是宗教。凡是讲宗教道德的就有价值,凡是在宗教气氛、敬拜中忽略了道德的神圣性,甚至降低标准的,就是低级宗教。
你们常听到一句话:「宗教都是叫人好的。」这句话是真的,也有固定的真理成分在里面,但这句话不等于真理的全部。什么叫做道德?就是论善、论恶的事情。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恶?就有见仁见智的分岔。所以在这个宗教认为是好的事情,可能在那个宗教认为是坏的;在这个宗教认为可以行的,在别的宗教是最忌讳、连讲都不可以讲的。一个宗教说不结婚比结婚好,另外一个宗教说结婚也好,再另外一个宗教说,结婚娶四个也是很好,所以「宗教都是叫人做好吗?」这是笼统而不负责任、不精确的答案。
这样说来,宗教有道德吗?有。论道德价值?是。道德价值成为宗教的重要系统吗?是。可是道德是什么?就变成没有标准了。有敬拜吗?有。敬拜是使人在灵里谦卑到一个地步,俯伏在全能者的下面吗?是的。可是谁是全能者?就没有正式的对象了。你敬拜没有对象,道德没有标准,你的永恒没有方向。死了以后到哪里?因不同的信仰,带出不同的答案。
所以【宗教不是启示的真理,宗教是对「普遍启示」所产生的内在、外在价值观的两个系统。人对「普遍启示」的回应,产生内在价值系统的探讨,叫做宗教;外在价值系统的探讨,叫做文化。】所以文化会有文物、文化会有服饰、文化会有用具、文化会有艺术的表达、文化会有各样风俗习价的遗传,这些都是文化。戏剧、音乐、美术、绘画,服饰、言语等等,都组成了文化性的价值系统。从宗教产生的宗教性价值系统,这都是人对上帝「普遍启示」的内、外反应而已。
但是上帝不但有「普遍启示」,上帝还有「特殊启示」。你不要忘记,【加尔文宗归正神学的文化观,其实肯定文化的价值,但是我们又否定文化的绝对性】。【我们肯定文化的重要,同时我们也要知道每一种文化里也都有撒但性的玷污;每一种文化里都有一些不是从神而来,而是从撒但成分影响来的玷污。所以我们不可以轻看任何的文化,我们也不可以绝对化的态度去肯定每一种文化,因为撒但在文化的层次中对人的影响,是绝对不会轻易放过、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一定插手干预来败坏人】。「我们各人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这是告诉我们,文化和宗教都有了偏离上帝原先旨意的这些成分在里面。这样,在归正神学里,文化是被肯定的,被肯定在一个「有神独特的使命、有撒但干扰的成分」的这种定位中。
之前我们点出了宗教在三大范围里的毛病,就是宗教失去了方向、失去了标准,也失去了真正敬拜的对象。这个「标准」,谁为我们带回来?只有基督为人的榜样,为我们带回真正的「标准」;失去的「对象」,谁为我们带回来?只有在基督的宣告里:「有了子,就有父。」能为我们定准对象。这失去的「方向」,谁又能为我们定出来?基督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基督的福音,和基督在人的文化跟宗教性里所有的独特的地位所产生的影响,是把人类带回到神面前,独一不二的法门。这是归正神学的影响。
所以归正神学好像看起来不是太努力传福音,但是归正神学却告诉全世界:最护卫福音的正统性、最护卫福音的绝对性的信仰思想,都是从归正神学影响过来的。在改教时期,所有天主教的教会被认为是「天主教的教会」;所有改教的教会被称为「福音派的教会」,是「信福音的教会」
。但是到了这个时代,我要告诉你,所有加尔文宗的归正神学都承认,也都肯定福音的自我成全性、福音的绝对完美性、福音的永恒本质性,我们无须在基督的福音上再添加什么了。
为什么你说信了主,还要讲方言呢?因为你以为要再加上什么,福音才能完全,这不是基督教真正的思想。犹太人说:「你信了耶稣,还要受割礼。」这其中并不是表示你更完美,而是你先损坏了基督的完美和福音的成全性,难怪保罗要大大地为此争辩。今天很多人以为要加上灵恩、加上医病、加上方言,或加上行善才叫做福音。事实上,福音的本质就在福音的本质里!福音的本质和福音产生的果子,是两件事情。行善是可以的,你要从新生命的动力里产生行善的果子;领受灵恩是可以的,你要在神所拯救的生命中顺从圣灵,然后让圣灵凭着他的主权分赐恩赐给你。这样,必须先把福音的完整性、自我成全性、永恒性、惯常性、完美性,奠定好了,这才是归正神学福音很重要的护卫原则。
文化使命
不但在福音上,归正神学赋予我们以福音使命,归正神学在文化上,还给了我们一个特别的使命--我们除了领受福音之外,【归正神学的人也应当让基督的主权和居首位的身份,影响到文化的各个阶层里去。基督徒应才德芙蓉王世艳当把世界的艺术,透过神的要求,带到更高的地步。每个人都有音乐的需要,基督徒就应当把世界的音乐带到最完美舞的境界来荣耀上帝。我们要让哲学归回上帝、要让音乐归回上帝、要让艺术归回上帝、要让伦理归回上帝、要让政治归回上帝、要让金融归回上帝,所以基督徒用神的道来影响全世界的各个层次,也就是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来带领世界的经济、政治、艺术、文化、历史、心理学等等,因为基督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
这样一个整体性的信仰、整体性对信仰跟责任的认知的总和,就成了归正运动的传道人能够在世界上有用光照耀世界的能量的原因。一个归正信仰的基督徒,可以在社会中以盐的身份来调节、来影响四周的环境。【一个好的基督徒应当是完全顺从圣经、完全依照圣经的原则,过着绝对顺从圣灵引导的生活。一个好的归正神学信仰的基督徒,应当在文化的领域中,用「基督在万事上居首位」的身份和角色,来光照、引导世界上每一个层次的人】。让最好的警察敬畏上帝,让最好的法官顺从上帝,让总统敬畏上帝,让最好的音乐家写出最好的音乐来赞美上帝,让最伟大的美术家以敬畏上帝的心,献上他们的美术来荣耀上帝。这样所有的真理是从神而来的,一切美善的恩赐是从神来的;一切领受恩赐的人,有一天要把恩赐归回给赐恩的上帝。这样,我们就能用福音使命,加上文化的影响力,成为上帝所派、以神仆人的身份,在地上作他的见证人。
我们有先知的功能,成为上帝的代言人;我们以祭司的身份,在神面前为世人代祷;我们具有君王的身份,成为有能力靠着主的恩典、管制自己、过圣洁的生活,再去影响别人,使别人在我们的带领下归主。一个归正的基督徒,就像基督在地上,有先知、君王、祭司的职分。在君王的身份上,我们是靠着主,让他管理我们,然后我们能自己约束自己,过正直的生活,然后我们可以与主一同作王,使别人受我们影响。在祭司的职分上,我们在神与人之间,既代表上帝,宣读他的话语,也代表世人,为全世界代求。当我们传扬福音的时候,是把这一位千万祭司中的祭司所成全的祭、所达到的复合功能,施行在听我们讲道的人心里,劝他们与神和好。在先知的职分上,我们明白、学习上帝新旧约一切启示的话语,从其中的总原则找到那一把能够解决各样人类所可能面对的各样的困难的总钥匙,然后我们代表上帝,在重要的关头成为神话语的出口。不单单是归正的传道人成为神的代言人,每一个归正的基督徒也能在社会上成为神的代言人,然后我们处在神与人之间、天与地之间、现世与永恒之间,成为神的代表、成为神的仆人、成为人的榜样、成为神话语的出口、成为为人代祷的祭司,把人带到上帝面前,把人的需要带到上帝的面前,把天上的荣耀显在人间。这样,我们在传福音、在坚守信仰、在教导真理、在影响世界、在带领文化上,就成为时代中上帝所重用的仆人。
盼望这些成为你今后作基督徒的一个鞭策、一个目标。你能做到哪里?我不知道,但你若不开始归正,你就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去!如果你开始归正,你就要重新研读圣经,细想上帝的话,准确地明白,然后作外邦人的光。千万不要像那些不学无术、不求甚解、随便利用圣经、随便断章取义,然后用大声嘶喊的声音,来吓那不懂的人、来骗那些幼稚无知的人。因为你作那一种传道人,只要你敢做、大声讲,你就会有一批人跟着你走。往往你以为跟你的人多就表示你作传道很成功,上帝不那样看,因为神的原则是:「只有传真理的人,才是存到永远的。」你有多大的现象上的能力,看起来会医病、会赶鬼、会行神迹、会说预言,而且是奉耶稣的名,那只不过是耶稣暂且任凭你利用他的名,到最后他会对你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你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只有那真正道行天父旨意的人,才可以进到上帝的国里。」(太七:21-23)
你愿意作一个怎样的基督徒?你应当向神祷告什么?从今以后,你应该本着怎样的责任感,走前面的道路?让我们用实际的行动效法基督,也学习那效法基督的保罗,也效法那效法基督和保罗的约翰加尔文,承先启后,一面传承过去的伟人,一面启发并影响下一代的人。盼望那持守真道、过圣洁的生活、爱灵魂、努力传福音的人代代而出,直到耶稣再来的日子。
第五讲 改教运动的前因与后果
在历史中神的引导
今天我们要谈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后,接下去是什么?历史的巨轮不停的旋转,而世界所需要的永恒真理是隐藏在教会里的,而教会对自己的角色,以及在世界应当尽的责任、应当发挥的果效,如果连基督徒本身都不清楚、不觉醒、也没有尽力去维护的话,这世界就因为基督徒失去自己的身份,整个世界也失去了在神面前应当寻找、应当达到、应当走的方向。
所以教会虽然是少数,但是在整个历史运动的中,教会却是举足轻重、决定方向、成为地基、成为原则的一个团体。如果我们是教会的领袖,就应当恳求上帝给我们经常以非常清醒的悟性,来看见神的引导,以及我们应当发挥的果效。
我一开始已经对你们说过,在这个三个运动,即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启蒙运动,其中最伟大、最重要的就是宗教改革运动,因为宗教改革运动不但是在当时把自己独特的身份、纯洁的动机表现出来,也是在整个人类历史中,最纯洁、最高贵的一个运动。因为这个运动和所有历史运动不同,它是完全从神的灵感动、是依神的道作为基础、以荣耀上帝为目的,所展开的一种伟大的运动,这个运动里的人只有一个心志,就是要回到神面前、讨神喜悦,这是其它历史运动里完全没有的事情。
在历史运动中,常有一个共相,就是当时代需要。一些应当伸张公义、应当为大多数的人带来更多的幸福的时候,他们就因为有共同的仇敌,不得不合一;因为要应付共同的困难,不得不努力。这样,历史上运动的诞生,常常因为人对环境的不满、对基本需要的要求、对应当有之公义心中的渴慕,就产生了一个人与人之间结合起来的运动。所有的革命是这样,所有的文化运动也是这样,都是从外在的冲击、内在的需要、共同的感受,为了争取一些基本的权利,以及为了改变前途、历史的方向,以这个最伟大的目标作为驱动力,去改变环境、改变历史。
改教运动的前因后果
但是改教运动完全不是如此,改教运动是以神永恒的旨意、神启示的真理为根基,以神的家应当怎样敬畏上帝、应当怎样有纯正的信仰,应当怎样对己、对社会、对全世界的人类有福音的影响、有真理的教导为目标,使教会的信仰归正,成为上帝在地上的见证人,所以这种运动和其它的历史运动是不一样的。也因为这个缘故,我认为改教运动是非常神圣的、非常宝贵的,也是非常荣耀的。在改教运动中牺牲自己的人,是先知、使徒之外最伟大的殉道者,是神特别纪念的。
我们为这些改教的领袖们感谢上帝,他们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立场和完全相同的思想模式,因为他们也是人。他们和先知、使徒不同,因为他们所领受的不是直接从神而来的启示,他们是为神已经直接给先知、使徒的启示做护卫的工作,并且忠心教导,以这样的心志重新求上帝赐福给他的教会。所以这些人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彼此之间有一些摩擦,彼此之间有不同看法而产生出纷争等等,这也不足为奇。
我们看见,在天主教的神学走错了一大段路以后,神终于插手了。为什么神不从起初就一直保守,不走错路呢?这是神主权的问题。神常常许可历史经过一些错误,才使一些他特别拣选的人,重新觉察到人性是何等脆弱、何等失败、人应当尽的责任是何等的大;在神的时间到的时候,他就把整个时代的方向扭转过来,教会就找到正路了。这正像上帝向亚伯拉罕应许之后,却许可以色列人在这个应许中似乎没有分,让他们有四百三十年做埃及的奴隶,在为埃及人效劳四个多世纪以后,神好像梦中初醒,纪念他曾经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然后亲自下来听为奴的以色列人的哀叹,就说:「我要下来拯救他们。」
这些都是我们不懂的事情,上帝在历史中,有时候似乎沉睡,好像静默一段时间,但这不是神不尽责,也不是神故意折磨他的百姓。是神要使每一个时代,在重大改革以前,让人先发现离开神是何等可怕、走错路是何等危险。而后才借着他的灵,感动一批少数的人,从内心的深处产生觉悟,重新奉献自己。倚靠着从圣经里被找出来的真理,尽心、尽力、尽性去行,把整个时代扭转过来,这样的事情,是常常发生的。
这些从埃及人手中被救出来的百姓,上帝使他们经历一段荣耀的日子,用他自己所拣选、合他心意的大卫王,来建立一个辉煌的国度。但是当以色列人以为这种荣耀、尊贵的日子,本来就是他们应得的恩典的时候,神就任凭他们走错路,用反对上帝的异教君王尼布甲尼撒,把他的圣殿摧毁、把他的百姓掳掠到巴比伦去。
以色列人的错误观念,就是把信仰所领受的恩典当作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他们就认为上帝绝对不能背乎他自己,把上帝对他所应许之承诺的一贯性,当成是以色列人可以享受的保证。这些人就以为有耶和华的殿在国境内,就是耶和华同在的保证;以为神不会让他的殿被外邦人掳掠、被外邦人烧毁,因为如果发生这样的事,岂不是等于上帝没有能力保护他在地上所选定、唯一建殿的一个场所吗?上帝这么无能吗?所以大多数的先知就迷信圣殿就是神同在的保证。这个时候,上帝就兴起一个灵性很敏锐的人,就是耶利米,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倚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耶七:4)我奉主的名对你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他必把这殿交给你们的仇敌,让尼布甲尼撒把它烧掉、把它拆毁。」
这种话是以少数的忿怒,来刺激多数有错误信仰却又相当固执的教会领袖,结果他们就把他看成是卖国贼、不爱民族,却盼望仇敌得胜,应当把这种人从以色列民中剪除,因为「难道耶和华只对你说话?不也对我们这么多数的传道人说话吗?」所以那真正明白神心意的少数传道人,只能受逼迫,这是耶利米面对的遭遇。
耶利米所受的逼迫,就成了一个缩影、一个预表,告诉世人,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也要受的逼迫。所以在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以前,在为神的道受苦的事上,耶利米就成了一个典型的例证告诉我们,忠心事奉神的仆人一定是受逼迫的。也难怪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有人以为他是耶利米,这是有原因的,因为耶利米的事奉的确最像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从橄榄山上看下去,对面的耶路撒冷城里有一座巍峨、雄壮的圣殿,跟四周整个的自然环境相配合,构成了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是一幅很美的美景。但是耶稣却为耶路撒冷哀哭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为你哀哭,因为你不知道你将变成荒场、废墟,你只以为你现在所享受的,会留存到永远,其实你将被掳掠,必被烧毁。」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的心情和耶利米是完全一样的。
这就应验在主后七十年提多将军把圣殿烧掉的时候,他下令不把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一定要每一块都拆下来。因为他发现石头与石头的缝中,有金光的液体流下来。原来希律建殿的时候,在每块五千公斤重的石头缝里,藏了许多的黄金。
这样,基督讲了神要他讲的,他以神的身份预言了民要怎样受逼迫、怎样受管教。从神的宝座来说,以色列人受了管教;从以色列人的眼光来看,他们受了羞辱,而历史就这样前进,直到神的旨意成全。这些都告诉我们,上帝不是以物质为重的上帝;我们的上帝不是以教会伟大的建筑为荣耀的上帝,因为上帝的殿就是你们,而不是你们做礼拜的地方;上帝的荣耀就是你们所彰显出来的神的性情,而不是你们在物质界所达到的成就;上帝的子民就是那批顺服上帝心意的团体,而不是你们招来多少闲杂人,在教会中充数,好像有什么增长似的。这些教训继续不断地在神的国度和历史里显现出来,到了改教时期,也是一样。
改教时期的三百年前,也就是十二世纪末,欧洲的建筑大大改观,从前罗马式、希腊式的影响已经式微,那时全欧洲疯狂建筑大礼拜堂。最先在法国那里建了许多很伟大的礼拜堂,如巴黎的圣母院、圣马克卢(Saint-Maclou)的圣母院、沙特尔(Chartres)的圣母院、亚眠(Amiens)的圣母院。从地板到天花板的高度,巴黎的三十六公尺、亚眠的四十公尺、马克卢的三十八公尺,越建越高,到了波维(Beauvais
)所建的已经超过四十六公尺,高到一个地步,你很难想象。现在的旅馆每一层楼是三公尺,而四十六公尺等于现在旅馆的十五层还有余。这样高的一个天花板中连一根柱子都没有,人在下面做礼拜,抬头一看,就把天花板看成是上帝天堂的地方,在这样的比例相较之下,人看自己如同蚂蚁一样的微小。
这样伟大的大礼拜堂,就成为基督教建筑学里,第一个原创性的模式,因为在十二世纪以前,基督教的建筑是受罗马建筑的影响,有一些是受希腊建筑的影响。希腊式的建筑用的是圆柱,柱与柱之间平行,所以这是属方格式的空间,而罗马式是圆形的空间。直到基督教走了一千一百年以后,才有新的构想,超越了希腊、罗马的建筑模式。希腊、罗马过去一、两千年中,未曾建过什么特别高的建筑物,如今这些伟大高耸的大礼拜堂,不是矮的叠上矮的,叠上几次以后才变成那么高的,而是从地面直到天花板,就这样一层就是几十公尺。这里所指的基督教自己原创性的设计,产生出新的建筑格式与新的建筑技术,在历史上称为歌德式的建筑。这个「歌德」和德国的大文豪歌德并没有关系,大文豪歌德叫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我现在讲的是歌德式(Gothic)的建筑,就是不再用圆的窗,乃是用指上高天的尖窗的建筑,根据圆所产生的拱形的力学定律,能够产生最坚固的、四方平衡的张力,使这种建筑非常坚固,但是尖上去的,就变成两方面彼此衬托,里面功率的平衡就不能比这个罗马式的,在建筑学里,这两种格式分别叫做罗马式(Romanesque
)和歌德式(Gothic)。
因为歌德式的是尖形的空间,如果要使尖形的空间产生力量,就必须在尖形的两边的斜线中,再做一些平行的线,就制造出一些花样,变得很华丽、隽永,很耐看的一种格式。这些歌德式的建筑一座座被建起来,为了使那种建筑的魅力、高耸入云的新鲜的感觉,能够产生出敬畏上帝、并敬拜在至高之处之上帝的那种敬虔、敬畏的感觉,所以就用大柱子来衬托天上的天花板。这些柱子粗到一个地步,有的要六个人才能合抱。这柱子不是圆圆、笨笨的大柱,像个大笨象的脚那样,乃是用花样把它建起来,一到上面的时候,又把这根柱子跟那个柱子之间的对角连线起来,所以就变成非常美丽的弯下来的菱形。你一进到这个礼拜堂,马上就会感觉到天地有别,感觉到人很渺小,感到神恩广大,又感到有绚丽的荣光从外面照射进来。
在这之前,已经开始有一种设计,就是采用五彩玻璃(Stained
Glass)。故意使礼拜堂显得很暗,而彩色玻璃中的空间比例是比较少的,这样就使外面的阳光照射进来的时候,形成一幅非常吸引人的图案,明暗相间、色彩鲜明。仰视上面的窗户,好像看见天上一幅美景向你射过来,外面的太阳光就变成夜间漂亮的灯光照射在礼拜堂里。所以在白天进歌德式礼拜堂,有如在没有电灯以前几百年,在殿堂中看见五颜六色的灯光照射到心灵的殿里。礼拜堂外面,是强烈耀眼的太阳光,一进到里面,马上感觉到礼拜堂内太过漆黑。但是因为这种长距离的窗跟柱子,产生的这个直线的距离,带来一种宗教心理的作用,就是敬畏、庄严和肃穆的感觉,觉悟到自己的渺小,同时感悟到上帝的伟大。
这种礼拜堂以听为重,在这种地方做礼拜,声音得从比较高的地方传来,所以歌德式的礼拜堂,讲台一定要比任何一个人的耳朵高很多。这样就从地上竖起一个小塔,用楼梯转上去,神职人员就在上面讲道,让声音传到每个角落,在下面各个角落听道的人,都知道神父高高在上,结果这种礼拜堂有一个毛病,就是在柱子后面的,看不见讲台。在讲台下面的,听不清楚声音,加上他要这样抬头仰看讲台,回去的时候,差一点变成长颈鹿。同时听的时候又有一个困难,因为声音经过了几十公尺高的尖形屋顶,产生了「嗡嗡嗡」的回响,结果没有办法一个字、一个字听得很清楚。回音太重、太大,就成了歌德式的礼拜堂的一个缺陷,真正的声音听不清楚,听到的反而是太多余音绕梁的声音。因为建筑的格式加上那个距离,音波回应可能超过六秒,更有的是超过十二秒,所以结果很难听清楚。在歌德式礼拜堂讲道,你不可以讲太快,你要一个字一个字慢慢讲,你讲得太大声也没有用。结果回音遮过正音,听得越来越乱,但是当时中世纪的人,他们所需要的就是肃穆、敬虔、庄严,所以对于听道清不清楚,就不是太重要。而天主教的神父他们对讲道也不太注重,而是对仪式的神圣、音乐的绕梁、气氛的庄重,是很看重的。所以当时的音乐、讲道、聚会,都在这些原则之下,把道的内容变成在最重要的敬拜目的之外了。
在那个时代,单从建筑上的创新和成就来看,欧洲的确傲视其它地区的文明,虽然在亚洲有印度、中国这些伟大的文化,但是在建筑上,他们的成就绝对不能与欧洲相比。他们所有的建筑,无论在结构的坚固上或者在空间的广阔上,都不能与欧洲相比。这些成就使基督徒以为自己是蒙上帝赐福,但是这些东西是不是就等于上帝呢?这些东西的成就是不是等于上帝的荣耀呢?这些子民所有的能力、所有的彰显,是不是等于上帝同在的一个记号呢?事实上,上帝不以这些为重,上帝注重的是你的信仰,你对神启示的真理的回应,上帝注重的是你在敬拜、赞美、宣读上帝的话语中,你对神的敬畏,而这些东西如果慢慢消失了,整个教会就空有外壳,而没有实质的内容。
所以上帝要兴起改教家,重新整顿,使教会归正、回到他的宝座面前,当这些改教家发现,有许多的东西与圣经的原理相违背的时候,他们痛心疾首,要找出圣经的真理来指正、挽回教会的颓势。
信仰上的偏差
教会在什么事情上已经偏离了呢?第一到第四世纪中所争、所论的,最重要的就是「三位一体论」、「基督论」、「圣灵论」的道理。这些「论」建立了以后,到了第四、第五世纪的时候,就由奥古斯丁集大成,成就了基督教信仰的总纲。但是从第四、第五世纪,一直到第十、第十一世纪,这六百年中,几乎没有伟大的神学家,没有伟大的信仰探讨者,也没有重要的神学辩论。他们就在传统当中固步自封,接受遗传下来的习惯,做做礼拜,这期间教会最大的毛病,就是很注重圣物的遗传。
能不能够找到耶稣设立圣餐的时候所用的那一个杯呢?能不能找到一些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所留下来的木头的碎片呢?能不能找到耶稣被钉的时候,钉过耶稣的那些钉子呢?能不能找到一些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用过的衣物呢?能不能找到圣徒的骨头呢?所以他们只要能够找到一些与圣迹有关的物质遗产,他们认为这是教会伟大的成就。这在神学上的用词叫做「遗物」(Relic),遗物变成他们追求的对象,成为教会的宝贝,如果能够找到一个遗体的骨头,被证明或者被误认、被相信是使徒的骨头,那就成为他们教会最大的荣耀。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马可的骨头被找到后,被运到威尼斯去,就在那里建了圣马可大礼拜堂,在这个大礼拜堂的某一个角落,就埋葬了马可福音作者的遗骨。这个圣马可大礼拜堂就变成一个很荣耀的礼拜堂,因为马可死了以后,骨头是放在那边与他们同在。这样,他们相信圣马可就变成整个威尼斯的保护神,有这个曾经跟随耶稣基督、又蒙圣灵启示写下马可福音的这位伟大圣徒,就是他们的荣耀。
所以每一个大礼拜堂除了聚集会众敬拜上帝之外,都试试看成为保存圣物的地方,一方面能追溯历史的荣耀;另一方面又有吸引游客来朝圣的价值,因此大家争相用各样的办法,来争取这些遗物存留在他们之中。目前在梵谛冈里还有说是钉过耶稣的七根钉子,但是大家都知道,钉耶稣的钉子最多四根,为什么会有七根呢?其中如果有三根是假的、四根是真的,或者三根是真的,四根是假的,我们很难分辨,与其选错,不如全部收纳,这样就保证一定有那三、四根是真的,也在里面。
这种对圣物的崇拜,就开始把整个基督教会带入错误之中,不只对圣物崇拜,某些圣徒伟大的功劳、他们的虔诚、蒙上帝使用的那种特别的品质,也成为人们向上帝祷告时的一种倚靠。以为透过那些圣徒可以成为蒙上帝悦纳的途径。就这样把圣物崇拜、圣人崇拜也放在信仰里,就把整个基督教信仰从纯正的圣经真理启示的内容,扩张到变成把人的、历史的、传统的、还有许许多多非圣经的因素,掺杂在一起的大杂烩。这种混杂使教会里有许多闲杂人、在信仰系统里掺有许多闲杂的思想,偏差到这样的地步,一定要过滤,一定要洁净。
到了中世纪的时候,又有一种新的东西出来了。就是基督钉十字架,双手双脚被钉的痕迹会烙印在某人的身上,在神学里叫做「圣痕」(Stigma)。很多善男信女以为那种人是被神特别拣选、蒙上帝特别喜爱,神会在他半夜睡觉作梦的时候,把这种印记烙到他的身上。好像这种人是特别蒙上帝拣选、特别蒙宠爱的,以至于他们的属灵经验,就成为众人所羡慕、尊重、惊奇、也特别向往的一种特殊经验,好莱坞(Hollywood)就曾拍摄过一、两部电影用这个做名称。又另有一些人以为神特别对他们讲话,所以中世纪的信仰又偏差到一种叫做「神秘主义」的信念。
「神秘主义」的信念就是有一些人有理性所不能明白的,或言语不能解释的经历。他们的生命和普通人不同的地方,在于有上帝在暗中、在奥秘里把一些真理告诉他们,是普通的教会领袖没有的,连使徒都未曾经历过,所以这些特殊人员就在奥秘中领受真理,这个叫做「神秘主义」的神学家。其中重要的人有艾哈特(Eckhart,C.Meister
1260-1327),改教之后,还有伯麦(Jacob Boehme,1575-1624)、卡萨诺瓦(Jacques
Casanova,1725-1798)等等。这些「神秘主义」的神学家就在他们的神秘领受中,得着了一些东西,写下这些特殊的内容,成为在圣经之外、在中古世纪基督教文学里的一部分,也变成供人修养、进修、默想上帝道的内容。
教会把这些繁杂的、多余的、不是正统的慢慢加进来的结果,就把教会带到过去法利赛人以及律法师所犯过的错误当中。律法师、法利赛人越研究学术的时候,越发现他们要研究到最细节、最繁杂的内容,才算是学术界的泰斗、才是最高的知识分子,所以他们衍化神的典章、命令,从十条诫命一直增加到最后变成五百多条,表示他们很尊贵。结果,到了越来越繁琐、复杂的时候,就忘记了真正的重点是什么。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有人问他说:「夫子,律法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因为越复杂、越学术,往往就越忽略最基本、最重要的那些重点。耶稣说:「律法里最重要的,第一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
这样,耶稣基督是重新阐释法律,使繁琐的重新简化,再一次推向它原来最重要的、最基本的神的命令,就只有两条。从第一诫到第四诫,是爱上帝的诫命,从第五诫到第十诫,是爱人的诫命。而这两条诫命不是在律法的规条约束下,强迫人遵行的,乃是从爱的动机,使你履行你的责任,所以这些简化的东西是很重要的。
在我们读了很多世界历史、中国历史的东西之后,不要忘记找一些很好的、重新简明地述说历史的那些书籍,那些是出自专家的手笔写下来的,他不是不懂,他是在完全明白之后,把重点重新述说,这样就使你不会忘记原先学这个科目的重点在哪里。
基督教到了十四、十五世纪,已经繁杂到一个地步,普通的人读也来不及,而那些学术圈内的人读,越读越钻牛角尖,变成一个对整个大题失去真正意义的体会,而只对小节斤斤计较的地步,所以改教是一定要有的,无怪乎那些看基督教繁琐到一个地步,已经失去兴趣的人,都盼望能脱离基督教的束缚,用古代希腊、罗马的成就,重新振奋人类理性和艺术的发展,所以文艺复兴就变成在改教以前的一个人类的动向。
教会的记号:坚守使徒的教训
改教以后,上帝的道重新被许多人寻回来,人开始明白真正的教义是什么。无论是马丁路德、加尔文,从来都没有意思要建立一个新的宗派,也从来没有意思要彰显一个新的教义,更没有意思在教会所信的圣经之外,用人文的思想来改造、偏离圣经,产生一个新的信仰系统。因为这些都不是他们所关怀的,他们的关怀就是怎样把全世界的基督徒带回到神已经启示、使徒已经坚信、教父已经忠心传下的要义,所以改教家的著作,特别是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严格说起来,就是要恢复原来的信仰,然后重新解释使徒信经。
徒信经在传统的说法上,是十二个门徒最后一次在耶路撒冷见面的时候,他们相约写下那些历世历代所有的圣徒都一定要遵守、不可妥协,也不可减少的、最重要的信仰要点。所以十二个人每一个人提供一条,有的一句话、有的一小段,加起来一共十二条,就是十二使徒留下的信仰告白。写好了,经过他们一起同意之后,交给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然后他们就离开了,各奔东西,以后一个一个殉道,一个一个死在那些抵挡基督教信仰的地区,没有一个人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只懂得去,不懂得回来;他们只知道照着耶稣的吩咐,往普天下去,没有一个人想去了以后「回来」。今天的宣教士和当初使徒们传福音的心志,很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
今天很多宣教士都要问他们的差会:「我几年可以回来一次?我年老的时候退休金怎么样?我的孩子求学的经费预备好了没有?」如果这些没有弄清楚,就被认为不懂组织、不懂行政、不够人性、不明白人的需要、是不负责任的差传团体,而这些后来加上的「非必须,却认为是必须」的东西,又再一次削弱了我们传道的心志。
耶稣基督呼召门徒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的时候,一张机票都没有给他们、一点路费都没有预备、一点生活的保障都没有,就是要「去」,然后把他们带到最危险的状况中:「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路十:3)羊是单数的,狼是多数的。这是世界历史上最苛刻的差派,但是基督教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基督教不是用组织、势力、保险、金钱、保障把人差出去,基督教给你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一去不必想回头」的这种心志,把所有事奉的人丢到狼群中。而这样的宗教、这样的差派、这样的事奉、这样传福音的心志,就使基督徒没有后顾之可能、没有后顾之机会,他们置之死地而后生,然后一个一个死在异邦。
耶路撒冷的教会就保守了这份信经,一直传下来,历世历代所信的就是使徒传下来的教训。教会真正的记号,就是坚守使徒的教训;教会真正的责任,就是继续传扬、保守使徒已经传下的教训--这个叫做使徒的信仰(the
apostolic
faith)、使徒的信经、使徒的信仰告白。
到了一千多年以后,我们看见在改教时期,这些人照样在有组织的、天主教的庞大势力之下,他们要改教、要牺牲而没有任何保障,只有赴汤蹈火、至死忠心才能有成就。
而我们看见,文艺复兴运动是教会里的人,以教会外面的榜样、以古代非基督教的成绩,作为他们追求的目标,这个根本跟基督教信仰没有关系,他们走外邦人文化的路线。还有一些伟大的艺术家,曾经有过一些基督教的教导,曾经活在基督教教会的传统里,所以他们还是有一个心志,盼望把艺术和基督教的信仰结合起来,像米开兰基罗、拉裴尔这些人,他们还是有一些基本的基督教的信仰。但后来没有这种信仰背景的人,就完全不一样了。
像今天,台北有一些教会的领袖走灵恩派的道路,他们从前曾经受过正统信仰的熏陶、曾经在福音派的教会受过传统的影响,他们感到要加上灵恩,教会才会兴旺。在把这些原有的福音派的影响,加上灵恩结合起来之后,他们还有心把十字架的道理保存下去,而之后那些加入这种新的运动,本身没有原先基础的人,他们就认为那就是教会。当他们再传到第二代的时候,整个教会就垮了,因为原先有基本信仰思想的人已经离开了,而接替的人因为其它的因素,就被认为可以作为领袖。这样等到事情发生到连基本的信仰都被丢掉的时候,整个教会已经来不及收拾残局了,这是在历史轨迹中,我们常常看见的事情。
到了十五世纪的时候,许多人发现教会不对了,离开圣经太远了,所以真正使人有归正可能的,就是那些继续尊崇神之道的人,他们继续追寻神的道,要教会走在真正上帝的道中,追寻神启示的真理的路线上,这样的人才能够使教会归正。那些真正尊重从使徒一直传到世界末日,真正信仰基本要素的人,就成为上帝忠心的仆人,所以教会的真正记号,就是严守遵行使徒所传下来的教训。
我对一些很兴旺的教会但却连使徒信经都不念,非常不满意。我不会因为你的礼拜堂很大,你聚会的人数多,我就羡慕你,我会因为你把最多的人带到你的礼拜堂,却让他们不尊重使徒的教训,而对你非常气愤,为你们非常惋惜。因为当一个教会兴旺到有千千万万的人作她的会友,却让他们不明白使徒的教训,让他们没有机会听到纯正的道理,你就是变成撒但的工具,你不是耶稣基督的身体。
前一天有人问了一个问题说到:「塞尔维特(Michael
Servetus
1511-1553)在日内瓦被处死,认为是加尔文杀了他,加尔文心里没有爱心,是仇恨的,是要下地狱的人,他不是上帝的仆人。我心里气得不得了,塞尔维特反对「三位一体」的教义,是改教时期的一个异端,你替他讲话,还把为了保守真理使教会走正路的人,当作是一定要下地狱的人,试问你是上帝的儿女吗?你是圣灵所膏抹的仆人吗?你是福音的朋友吗?不是!你是福音的仇敌!而定塞尔维特罪的,原先根本不是加尔文,是连天主教都判定他一定要被烧死。
假如有改教神学家替加尔文道歉,我想这是画蛇添足。如果改革宗的传道人,在加尔文一生伟大的成就上,还加上这一项所谓的「污点」而感到惋惜的话,我为你更是感到可惜。正如我上一堂所讲的,律法赐下的开始,神威严地对人说:「不可杀人。」不久之后就吩咐摩西,叫他们杀弟兄,三千位拜金牛犊的人要死。新约慈爱的救赎开始,圣灵被赐下来的时候,是三千人蒙恩悔改,接下去马上把两个欺哄圣灵的人处死,即亚拿尼亚和撒非喇夫妇。照样,改教时期,教会重新回到正统信仰中,那些得罪正统信仰而成为毒素,蔓延在上帝家里的人,一定要被剪除。这是神使日内瓦议会做了最后的决定,不能再让塞尔维特逃走。他是因为日内瓦有宗教自由,不受天主教管制而放肆,这样他就以为离开天主教统治的地区,可以肆无忌惮宣扬异端。日内瓦不是保护任何反对天主教的人,日内瓦是要持守纯正的信仰,所以这里是不能让魔鬼工作的,他一定要死。
我不会替加尔文道歉,我不会替塞尔维特争取人权,因为在信仰的事情上,你要坚信上帝绝对的主权。上帝的公义的审判,或者现在赐下,或者以后追上。有的人的罪是当场受上帝的刑罚,有的人的罪是到审判台前才追上那个人。这是圣经的话,是保罗讲的,不是我讲的,所以有时神宽容忍耐,等你到受审判的大日,才算你的罪;有时上帝就使你在当时一定要死,因为神的威严、公义,神的审判主权是可怕的,落在永生上帝的手里,是极其可怕的。在三千五百年前摩西就说:「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忿怒呢?」(诗九十:11)而竟然有的教会对神的威严、神的主权,没有把应当有的敬畏显明出来。
今天我们宣讲真理,不要怕得罪仇敌。这几年我对灵恩派极端的错误思想严格的批判,后来激怒了一个叫做叶平顺的人。校园团契在网站上收回我所讲的话,代表我向叶平顺道歉,我对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不满。后来饶孝楫牧师打电话给我:「很对不起!我不知道我校园团契的同工做了这件事情,我感到你讲的是对的,不应当为对的事情道歉。」对塞尔维特的事情我用同样的态度。叶平顺不但不甘心,他派几个人来跟我大大争辩,我用很严厉的话说:「我不再跟你们讨论。」他们说:「但我们要跟你讨论。」我说:「你们要讨论,就自己去讨论吧!我是不再跟你们讨论了。」他们气到一个地步,在印度尼西亚找了三个律师来告我。这就是异端--不但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坚持自己是对的,还一定要叫正统的信仰向他低头。当教会有一些人没有骨头,因为惧怕发生事情,随便代替圣经来道歉,代替上帝正统的信仰来妥协的时候,教会就没有前途了。
如果有一些灵恩派的人,把加尔文处理错误的思想的态度当作是对人的仇恨,是应当下地狱的,那么这些人就是撒但所利用的,盼望教会妥协,使真理不能彰显,让异端可以活下去来毒害那上帝的教会,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今天不是因为你会讲道,你有讲道的恩赐,你讲得多么动听,教会有多少人,你就是伟大的神的仆人。如果你随便乱讲、讲错了道,那么你越多会友,就表示你毒化了越多的基督徒,就要追讨你越多的责任,因为你使越多的人在信仰上偏差。
1976年,我被邀请去讲道的时候,看到你们有一个最重要的讲员在前个礼拜的讲章纪录,其中第一段话:「什么叫做「三位一体』?很多人感到莫名其妙,其实这个很容易了解。当圣父到地上来做人的时候,就变成圣子;当圣子成全救恩回去再回来的时候,以灵体与教会同在,就变成圣灵,这就是三位一体。」对不对啊?这样的解释绝对错!但他是台北最重要的教会领袖之一,我那时候心里震惊万分。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教会领袖,在他的书里说:「三位一体的道理不必在台上传讲。」我看到吓了一跳!后来在一个神学会议上,他是讲员,我也是讲员之一,我刻意去参加他讲的那一堂,然后我就发问:「请问你书里为什么这样讲?」我不要辩论,我只要知道他的理由,然后我心里就可以知道他是怎样的传道人。他回答:「因为三位一体的道很难解释,越解释越乱,与其越乱不如不提,就不会乱。」我真的非常失望,如果你讲解会越讲越乱,而我是越讲越清楚,为什么你要叫大家跟你一样,不必讲?没有事情就是好事吗?我在第一次华福大会上讲过一句话,惹得哄堂大笑,我说:「有一些人一生没有做错事,因为他们从来不做事。」今天很多人怕事,为了怕发生事情,所以连应当做的事都放弃了。
这些改教家,他们不是要滋事、不是无端生事,他们是要以父的事业为念,把人带回父神心意中所要走的路线,结果那些已经走错了路的人,就认为这些是滋事者、好事之徒、捣蛋分子,使原本已经定型的教会遭受混乱、骚扰,但如果没有这些人指正那错误的,正统的信仰和思想怎么能够维持下来?
在各地被兴起的改教运动
那么改教是不是一蹴即成?是不是大功告成以后就可以安然休息?不是!马丁路德改教以后,结果建立了路德宗神学系统、路德宗的教会,这是一大遗憾。因为马丁路德一生最讨厌的,就是为什么要把耶稣的教会套上他的名字,这是很不对的事情。路德会就是路德的教会,如果我今天开始建立一个崇荣会,你赞成吗?崇荣派、崇荣系统神学这是人的名字,怎么套在教会上面?所以路德最痛恨、最懊悔的,就是在不知道怎么样的情形下,他的名字变成教会的名字,但是他能改过来吗?不能。很多运动以后会产生副作用,而副作用大到一个地步,盖过正作用的时候,连原先盼望有正统思想的人也无能为力,无法改变副作用在历史中产生的潮流。在这一方面,我们一定要常常警惕、常常谨慎、常常约束自己。
我知道现在有很多地方的人,一直在追随我的思想到一个地步,这些追随我思想的人认为,除了我的思想,别的思想都不必管,这是不可以的。我不过是众圣徒中的一个,顾意尽心竭力把神的真理传讲清楚的人;我不过是所有神的儿女中一个蒙召事奉主的人。神还曾经呼召许多伟大的圣徒,你要去寻找,把他们找出来,大家一同向他们学习,千万不可以只跟随一个人!有一些人对那些特别追随我的人,给他们一个称号叫「唐迷」。当然「唐迷」比「鬼迷」好得多!为什么跟从错误的人,你让他去;跟从纯正信仰的人,你为他担心,变成特别排斥他呢?你应当叫他不要单单注重一个,更要好好研读其他许多圣徒的著作,所以不要因为他喜欢某个人,你就反过来恨他。如果他喜欢的人走正派的路线,你应对他说,除了那个人以外,你还要看其它一些伟大的著作,就这样把整个神忠心仆人的著作,广泛的介绍。所以这次的讲座,我们摆了很多伟大圣徒的著作,就是叫你们不可单单跟一个人走。【跟一个信仰纯正的人走是没有错误的,但是单单跟一个人走,就不对了】。你可以分辨这两件事情吗?
我认识的有两个人,分别做过一件我不大同意的事情,就是整个教会所唱的诗歌,都是他一个人写的,然后配上别人的音乐,因为调是很难做的,填词是比谱曲更容易的。你把若干圣经节组合起来,加一个调,也可以唱一首圣诗,但你要把伟大的曲调做出来,甚至能够深印人心,马上唱顺口,这种音乐才干是很难的。如果就偷别人的调,加上自己的句子,整本圣诗唱的时候,都是很熟的调,词句都是你个人的话,这样好吗?
其中有一个人就问我:「你看这本诗,都是我写的,我送给你一本。有什么修改,或有什么意见,请你告诉我。」我一看,我感觉不对,就对他说:「圣经的教导要我们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何等长阔高深,但是整间教会只唱你一个人的诗歌,你这是逼你的教会不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何等长阔高深,而是与你一个人明白基督的爱何等不长、不阔、不高、不深!」如果神肯感动你写下伟大的诗歌,为什么神不会感动挪威的、瑞典的、日本的、印度的、中国的、美国的、俄国的圣徒写下伟大的诗歌,然后我们与全世界的圣徒一同明白上帝的爱,不是更好吗?所以你虽然这么努力,写了几百首诗歌,你很伟大,但是无形之中你是在逼你教会的人,没有机会唱、没有机会共鸣神的灵在各时代、各民族中所给的感动,产生出来对神赞美的回应。你可以接受这个原则吗?
所以在改教时期,上帝不是只兴起一个马丁路德,上帝兴起慈运理、加尔文,兴起了许多许多伟大的改教家,而这些人不可以以自己的动机、以自己个人的理想,来决定、来承担整个时代的任务;这些人应该与所有蒙上帝拣选的人,一同互为肢体,来建造上帝的家。
我们看见改教时期以后,副作用产生了--德国变成路德教会,因为德国的地缘关系,北欧许多人也受路德的影响:挪威、瑞典、丹麦,甚至不是斯勘地那维亚的芬兰,都在路德的影响范围之下。这些北欧的人,受了路德宗的神学影响,变成一个改教的新派系。从北方的德国下来,就是瑞士、奥地利。瑞士的北方讲德国话,而瑞士的东部靠近奥地利,也是讲德国话的;瑞士的西南方是讲法国话的,瑞士的南方接壤意大利的北方,所以讲意大利话,而当时瑞士在苏黎世这个城市,有了自己产生出来的大改教家慈运理,所以瑞士就不一定走路德的路线,他们走了慈运理的改教路线。
后来法国一个最伟大的改教家加尔文,被上帝带到日内瓦,在瑞士的西南方,就产生了瑞士法语系的改教运动,而这个运动又大大影响了在法国兴起的胡格诺教派(Huguenots)。当加尔文在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的时候,有三年之久,他所牧养的教会,绝大多数的信徒都属于胡格诺教派,所以这些人就把加尔文的改教思想,很稳定的带到法国中。今天胡格诺教派的人数在法国所占的比例是少得不得了,因为在法国几十次大逼迫中,把他们逼到全世界各地去。所以法语后代的胡格诺教派就迁移到世界各地,他们就把纯正的福音也带到全世界有法国人居住的地方,而法国的本土则继续被天主教统治,直到今天,在法国的宗教团体当中,天主教仍占了绝大多数,而法国的天主教因为跟皇室的渊源很深,引起了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那个时候全欧洲最痛恨基督教的人,都从法国产生出来。法国也产生了无神论、产生了共产思想、产生了教会的仇敌,以及抵挡教会、反抗教会最厉害的思想家,所以在宗教改革以后,世界的变化多得不得了。
在荷兰就产生了加尔文派的改革宗。苏格兰就因为诺克斯(John
Knox,1514-1572)在日内瓦受过加尔文的熏陶、教育,然后把这种伟大的精神带回苏格兰,去大大的改革。而在英格兰,则形成一个圣公会的改革运动。英国的改教运动,严格的来说,是不大光彩的,他们之所以脱离天主教,不是为了教义。他们之所以脱离天主教,是因为英国的皇帝亨利八世要离婚,再娶一个妻子的事情,得不到梵谛冈的同意。他一气之下,自己就担任整个英国教会的最高领袖,并且宣布独立,脱离梵谛冈天主教一千多年的统治,就变成圣公会,叫做Anglican
church(英国的国教)。当时英国国教所有的仪式几乎承袭了整个天主教的传统,不过他们的信仰也慢慢地受改革宗信仰(Reformed
faith)的影响,所以也有一些很重要的加尔文派的信徒在其中。
这样在德国的路德影响了北欧,慈运理的影响则留在瑞士,而加尔文的影响就延伸到苏格兰、荷兰、英格兰,之后也到了美国,甚至传到世界各地去。
欧洲的大学制度最早是从十一世纪中叶开始以后的大学,成为学习研究的最高学府,正像今天每一个地方最高的学府叫做大学,台湾叫做台湾大学;加利福尼亚(California)叫做加州大学;莫斯科叫做莫斯科大学,而这些大学的制度最先的发源地是意大利。而巴黎大学名列世界历史中前几个大学之一。日内瓦的学院则是加尔文办的,在十六世纪中业才开始,而这个学院跟天主教完全没有关系,这个学院就变成改教运动最重要的大学之一。
真正继巴黎大学以后再发展出来的,就是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还有布拉格大学、德国的海德堡大学、帕都亚(Padua)大学、意大利热内亚(Genova)大学。这些分布在欧洲各地的大学,它们的前身其实是天主教的修道院(Monastery),在发展成为学术研究中心的过程里,完全是在基督教圣经的影响之下,在基督教神学探讨之下,成为人类追求各样学问的中心。
这些以基督教为主干的学术中心,都有一个传统的观点,就是认为其它世俗的人文学术,(现在所说的
liberal
arts),是完全不能与神学相比的,这也是为什么西方的学院里一定设有神学系,反观在东方的台大、北京大学等,都没有神学系。因为东方人把西方的神,当作是西方学术的包袱;而西方的神学,常常被认为是追求一切学问的指导,所以神学成为学术的皇后,是一切支持科学的引导,西方的神学是科学之后;而东方的神学,则成了学术的包袱。在东方,特别是近代的启蒙、理性世代以后,神学被抛离在学术研究中心之外,要研究神学往往就得另外成立独立的研究中心;好像台湾大学没有神学系,教会要研究神学,不得不建立中华福音神学院。在台湾如此,在北京、上海是如此,所有非基督教地区,都不把神学放在里面。
在欧洲的布拉格大学是一个很重要、很有名的东欧的学术中心,也名列在最先的十个大学里。这个大学就因为曾经有一个叫约翰·胡斯(John
Huss,1369-1415)的人,为了宣扬纯正信仰,被列为异端而活活地被烧死,引起了整个国家对他的尊崇,许多人就在他的影响之下,好好学习纯正的归正神学,所以现在的布达佩斯、匈牙利、捷克,就是布拉格所在的地区,目前至少有两百万的加尔文主义的信徒。2009年他们也在那里举行一个很大的加尔文五百周年庆祝。忠于圣经的人,的确是分布在世界各地的。
南欧就变成天主教的世界,北欧就变成基督教的世界,而英国分出的爱尔兰还有很大的天主教势力。经过几百年以后,因为英国人已经脱离了梵谛冈的统治,所以英格兰也变成基督教的世界。当时这些地区的君王,自己走哪一个信仰路线,就相当影响整个国家的信仰,因为整个国家是被君王所统治。
改教运动对普世宣教的影响
这样,我现在就进到了在改教以后另外一些的情形。改教的时期,有没有注重传福音呢?不太注重。因为当时的责任是修正内部的腐败,归回应当有的纯正信仰,所以没有足够的余力,去照顾到外界需要福音的事情。单单内部的需要已经消耗了他们许多的精神跟体力,许多的改教家都忙于改教,就忽略传福音的工作。1555年,加尔文曾经派人到巴西,从欧洲坐船要几个月的时间才到,在那里传福音,所以归正跟福音应当要结合起来,否则在信仰持守和在传扬上无分,我们就没有办法把神的国度扩张出去。
归正宗加尔文在日内瓦的这个派系,由加尔文自己后来发现传福音的重要性,已经跨了一步。但是在其它的地方,就只注重改教,而稍微忽略传福音。虽然信仰是福音派的,但是在实际的行动上还不够。
而天主教呢?在内部受改革宗大大搅乱之际,他们却抢先在外部继续快快宣扬天主教的教义,所以在十六世纪的时候,天主教出了两个很重要的人,他们站在忠于教廷、反抗改教的立场上,差派宣教士到远方传福音。一个叫做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1506-1552)。方济各·沙勿略这个人自己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宣教士,他远离本国,甚至跑到马六甲,后来也死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现在他的坟墓还在那个回教地区。另外一个人是罗耀拉(Ignatius
of
Loyola,1491-1556)这些人建立了一个新的宣教机构,叫做耶稣会(Jesuits)。耶稣会是改教期以后天主教的反弹,他们认为对天主教的背叛就是基督教的叛徒,所以他们就兴起了一些忠于天主教,并且至死忠心的护教家,这个叫做耶稣会。
耶稣会的成就,到今天是有目共睹的。耶稣会所派到中国的宣教士,多少也影响了中华文化。以后意大利的耶稣会也派了郎士宁,英文叫做Giuseppe
Castiglione,他被派到中国来的时候,刚好是康熙晚年,康熙死了以后,因为他的成就被公认,所以继续在宫廷作宣教士;雍正死了以后,他又继续在乾隆的王朝服事好几十年。这是宣教士在中国,以文化、艺术的贡献,于中国最高层的王宫内服事,建立了新的画派--宫廷画派。所以耶稣会的宣教士绝对不是普通的人,不是没有学问的人,不是凭感情用事的人,不是凭要事奉主的热诚就到处跑的人。他们乃是深深研究、具备非常广泛的知识,许多甚至有非凡文艺的贡献,并且愿意牺牲、甚至死在远方的宣教士。
这个郎士宁在清朝宫廷里,以完全不同的画派风格,增进了中国文化在艺术上的一种新的层次。他所画的被称为宫廷画派,在中国人中有蒋廷坚,在西洋人中就是郎士宁。除了在艺术上他们试试看画一些有三度空间感,色彩特别鲜艳的图画,脱离了中国传统以意境为主,以大自然与人性调合的画面为主的图画的技术,所以郎士宁的图画就有色彩鲜艳、材料新鲜、主题明显、有三度空间感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以后的成就,同时融入中国画风。这种画风在当时引起了整个中国画界的反对,却吸引了皇帝的喜爱。在皇帝的喜爱的专断权力之下,中国画坛闷闷不乐,对他非常不满,但是没有办法改他,就变成他的画收藏在国家的王宫里,直到今天,在故宫有好多他的图画。每一次他的画一出现的时候,在国际拍卖会里,都是千万的巨额,而中国人过了几代以后,也慢慢欣赏他的东西是跟中国原来的传统不一样,就接受他成为新的一派。
改教以后,天主教马上抓住机会,在改革宗忙着教义的纷争的当儿,他们努力到全世界去发展他们的教会,所以直到今天,全世界还有许多地区,天主教的势力仍是大得不得了,但是等到一百年以后,基督教直追上去了,所以有很多的天主教以外的地区,基督徒的人数是比天主教的多了很多。
我不知道台湾基督徒的总数,如果不错,大概是百分之三点四,在比例上是基督徒多或者天主教徒多?在印度尼西亚基督徒大概占百分之十六,其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基督徒,约三分之一是天主教徒。而现在基督徒当中,绝大多数的人转向灵恩运动,而老的一群因为受新派的影响,削弱了自己,以至于慢慢萎缩。而灵恩派的嚣张,也带来极大的偏离,结果在纯正信仰的系统基础教导上,是非常非常外强中干的,这是现在的情形。
拆毁与建造
天主教继续发展他们的事业,面对改教运动,他们是不是有所内省?有没有自己省察,以至于有新的内部的革新呢?当然有,但这是很缓慢的事情。让我们回到十六世纪改教时期,在加尔文被赶离日内瓦之后(1538年),天主教有一位主教萨多雷托(Jacob
Sadolero,1477-1547),就写了一书信,文情并茂,用很友善的态度,盼望整个日内瓦的基督教徒可以回归天主教母亲的怀抱,重新好好效忠原先的信仰,有些人受了他的影响。就在这个时候,加尔文受托回应那封信函,他挺身而起,用绝妙的词句、绝妙的文法,写下为什么要持守真道、回到使徒的教训的理由,他的回复广被各地改教家赞赏,也稳住日内瓦继续留在改教阵营内。在加尔文的回函中有这样的一段话:「我所尊敬的红衣主教,你们的弥撒好像是纪念耶稣基督的死,但是我感觉到不是,你们是借用弥撒的宗教仪式,来亵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加尔文是一个很有礼貌、很文雅、很柔和、和平的人,但他为教义,是一个绝对不让、非常坚持、非常严肃、绝对持守真道的人。「你们说,耶稣基督的圣餐就是在你们的神父、主教祝谢之后,就变成耶稣真正的身体,变成耶稣真正的肉;你们祷告之后,你们的葡萄汁就变成耶稣真正的血,你们是每一个礼拜重新杀耶稣一次吗?他每一个礼拜再分开他的身体一次吗?他每一个礼拜再死一次吗?这不是纪念,这不是圣餐,你们用弥撒来亵渎我们的主。」加尔文的笔是很锋利的,他所看的、他所论的,是你很难跟他辩驳的,所以历史上加尔文对这个红衣主教的讲论所记载下来的话语,就更坚强地使基督徒知道我们应当怎样持守真道。
之前我对你们说过,上帝用了一个北方的德意志人,他粗壮、坦白、真诚、勇敢的个性,把庞大的、历经一千五百年建立起来的、越来越繁琐却错误的系统,拆了下来,这就是马丁路德所做的拆毁的工作。
但是能够拆毁错误,却不能建立正确的,那我们的前途还是很渺茫,所以上帝就用另外一个比马丁路德年轻廿多岁的加尔文,他有最精密的思想、最清楚的逻辑,是前后最一致、具有恒常性的思想的神学家,把圣洁的道写成有条理、有系统的神学知识,不过加尔文没有用「系统」(systematic)这两个字,而是用了「要义」(institute)这个词,原来「系统」(systematic)这两个字是以后的文化产品。在加尔文之前一千一百五十年的奥古斯丁,以及在加尔文以后四百年的巴特(Karl
Barth,1886-1968),在他们写教义学的时候,不约而同地都不用「系统」这两个字。
今天我们到神学院去读书,就有一门「系统神学」的课程,这个名称本身已经上了启蒙主义的当,什么都要把它系统化,而圣经告诉我们,【神的道是生命之道,生命的道隐藏着各样的系统,但是生命的道本身不受系统的捆绑。生命的道一定有系统,但生命的道不是系统的本身,生命的道是超系统的,是比系统更优越、更伟大的】。
奥古斯丁所写的最重要的教义学的书,叫做「De
Civitate Dei」,拉丁文翻出来,就是《上帝的城》( The City of
God)加尔文所写的教义学的书,它的名字叫做《基督教要义》(Institutes of Christian
Religion)。而巴特所写的教义学的书,他也不用系统神学这个名称,而是叫做《教会教义学》(Church
Dogmatic)不过在巴特的理论里,有很多跟原先的、基本的加尔文主义,是相反的,虽然他还是以自己是在改革宗信仰的教会所培育出来的神学家自居,所以他认为他是Reformed。今天我们对巴特大有保留,因为他的「启示论」、他的「基督论」、他的「救恩论」,都有一些缺点,一定要经过更多的斟酌和商榷,才能把它带回归正的路线,所以我们就不把他当作是正统的,只能照着范泰尔(Cornelius
Van
Til,1895-1987)的解说法,把巴特的神学的路线当作是「新正统」的。
传承、持守
现在我回过头来说,加尔文离开世界以后,日内瓦就很井然有序地把归正的信仰继续传下去,因为加尔文没有死以前,已经设立了Consistory
。Consistory
就是咨询委员的意思,由护卫真理信仰的那些长辈组成,它超越了普通教会的长执会,而是在教义上肩负起管制和监察的责任,就这样继续不断地把纯正的信仰持守下去。
我们看见计志文牧师建立圣道堂、中国布道会。他死了以后,圣道堂的神学是哪一种?不大清楚。我们看见赵世光牧师建立了灵粮堂,两代以后是哪一种神学路线?完全不清楚。我们看见王明道建立了基督徒会堂,基督徒会堂在王明道死了以后,要走哪一条路线?不大清楚。我们看见贾玉铭、倪柝声、席胜魔这些中国教会的大领袖,他们因为不注重教义,也没有交代教义应当怎样忠心坚守、怎样持定下去,所以他们就没有建立像
consistory
这样的东西。
加尔文很注重这个事情,教会的信仰教义,必需要照着我们所信的圣经的原理来持守下去,要符合使徒所传给我们的教训、符合使徒所代表的传统,这样代代相传,从领受变成继承,从继承继续的传讲下去,所以承传的路线是很清楚的。
中国教会应当醒过来,应当从改教家加尔文的身上,学习到怎样寻找到真正神隐藏在启示中的真理,成为我们信仰的基础;学习到怎样寻求那些真正爱主的人,建立他们敬拜事奉的心,来肩负这个大的责任,让他们懂得把这个信仰保守住,再传给那些能够传下去的人。
保罗对提摩太说:「我把福音的责任交给你,你要交给那些善于教导的人。」所以保罗到提摩太,是第一代;提摩太到他所教导的人,是第二代;提摩太再把教导的事工交给那些能够再教导的,是一代、两代、三代、四代,接连下去的,这种精神就使教会不至于偏离正统的路线。如果今天我们是以「量」作为我们成功的一个基准,看见谁能够带领大聚会、谁能够吸引很多人来,就以为他就是我们的救星,就把教会托付在那些有恩赐而没有神学、有外表果效而没有信仰骨干的,所谓「有恩赐的大传道」的下面,让他们用他们错误的神学思想,来定向、来摆布的话,教会的前途是不堪设想的。
求主在这些聚会中,使我们大家认清这个重要性,然后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奉献,把神所给你的感动,当作你应当遵行的命令,一生一世护卫真道,保守纯正从使徒传下来的信仰,这是你事奉主的责任,是很重要的事情。
改教带来的影响与历史动向
加尔文主义除了很坚定地持守神学的传统外,他也办了一间学府,在文化使命上作出贡献,而这个学府不但是传上帝的道,也教授各样的知识,成为教育全民的管道。这样,日内瓦就成为神学中心、知识中心、伦理中心、也成为民政中心,因为加尔文用神权的方式,组织了一个尊重百姓民权的民主运动。换句话说,从日内瓦产生的,不但是正统信仰的影响,也产生了全世界民主运动真正的标本。
为什么把民主运动真正的标本放在日内瓦?为什么不是放在以后在1789年到1793年发生的法国大革命的身上呢?因为法国大革命严格的说,不过是一个暴民的运动,是一个私仇公报的历史事件。是靠着杀人流血,达到那些被欺负过的人抬头的一个新运动。而这个运动完全不顾人有何等尊贵的地位,完全不理会人应当有怎么样的基本权利,完全没有人应当受法律的保护的观念。法律的根本在于上帝的公义,怎么样用上帝的道来建立一个公义的社会?怎么样用上帝的道为基准,作法律的基础?这些在法国的大革命里面,是完全没有地位的。
但加尔文所在的日内瓦不是如此,他对议会的选举、他对人权的尊重、他对法律的标准,是从圣经的道得着启发的。所以凡是日内瓦的思想影响所及、凡是受改革宗神学所影响的地区,后来一定变成民主运动的一个启发点,这是归正神学对全世界人类很大的文化的感动、文化的贡献。
这说明了为什么长老教会所到的地方,一定会注重民权、注重搞独立运动的原因。台湾的长老会就变成要搞台湾独立的运动,这是不是就等于归正精神的延续呢?当然这里面是有关连的,但是台湾的长老会在这件事情上所做的,是不是上帝的旨意?这一次在高雄有人问我这个问题,说台湾会不会独立?我说有可能。台湾会不会搞独立搞不成?我说也有可能。我不敢讲是不是上帝的旨意。因为台湾这几百年来,真正从大陆来的关心,不大看得见。而大陆不要台湾独立,其动机就是民族主义。因为所谓的本省人其实就是福建人到台湾,所以认定是大陆的一部分。但是台湾人认为台湾是台湾人的,不是大陆人的,只不过没有办法切断文化的渊源,也没有办法切断血统的传承。所以台湾人要搞台湾主体运动,这是一件应当同情、应当尊重的,但是不是最后上帝赐福给台湾有一天真正独立呢?我不知道。
如果从整个国家的统一性来看,当然没有一个国家愿意一个省搞独立,另外一个省再搞独立,那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从台湾本身的本土意识来看,他们盼望有主权建立自己的国家,这个也是可以同情的,所以我没有答案。但是高俊明在监牢被访问的时候人家问他:「你为什么搞台独?」他的答案:「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我吓了一跳,他怎么这么勇敢?台湾的独立运动里,原先有一位英国籍长老会的神学家,在台南作院长,大概是1969年的时候,这个人后来被国民党政府赶走。当他要离开台湾时,在飞机场有记者问他:「What
do you feel?」他讲了两句话:「I'm too old to cry,too young to
laugh.」「我要哭,已经太老了,哭不出来;我要笑,我太年轻了,笑不出来。」就回英国去了,后来长老会的教会公报,就继续不断在这条路中宣传,要老百姓走这个可能达到独立的路线。
如果说有一天上帝许可台湾独立,我也高兴,因为福建人出头。我是福建人,福建人跑到台湾搞一个国家会独立,也不错嘛。如果不成,我也不会太悲哀。为什么?因为如果可能的话,越少产生紧张关系、越早搞好各方面之间的和平,这也很好。但我要问,西方人是不是盼望真正保护台湾?也不一定。美国,或者欧洲,让你们两方面吵,他坐收渔翁之利,这个心理是很有可能的。我们自己争了以后,结果会得到更多的好处吗?也不一定。如果合,是不是会造成很多方面的损失?这也是有可能。
无论如何,这些事情不是我真正关心的,我真正关怀的是神的道在台湾、在大陆都能兴旺起来。所有省与省之间,如果能够促成彼此之间的了解,那是很重要的。如果有一天,真的可以成立一个国家,我也盼望不要经过流血的事件,如果有一天能够用和平的办法,取得彼此之间的了解、同意,这也很好。我要讲的就是,所有独立运动,在尊重本土民情的方面,长老会是有贡献的,如果长老会的思想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进行,那就比较合乎圣经的意思。但是如果长老会为了一种民族情绪,连贪污滥权这样败坏的人,都要去支持,我就非常不同意。我认为这必须分开来,因为对人权的尊重是神真理的一部分,但是对贪腐的支持,这是违背圣经的事情。
美国的独立运动等等,都藉助于加尔文神学思想的影响跟发挥。甚至全世界各地的独立运动,背后的动力都受长老教会的思想影响。或者更准确地说,受了加尔文神学思想对人权的尊重的影响,所以加尔文神学思想对整个人类,这几百年的影响是大得不得了的事情。
另外,改教运动以后,产生了一些副作用,是不能避免的,比如说:天主教马上产生了反改革运动的运动,这个叫做Counter-reformation,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耶稣会的成立。而耶稣会的建立有过一段很黑暗的历史,就是为了达到目的,他们甚至不计较用什么手段;如果不注重手段是对的,只要能达到目的,就可以乱用手段的话,那道德一定丧失、伦理丧尽。天主教的耶稣会曾经有过这样一段的情形,当然天主教也在这些伦理的事情上归正,以后就越来越少这种事,但原先这样的事是常常发生的。
德国方面,因为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强调「因信称义」的道理,所以「因信称义」是绝对的原则。可是许多人体会错了,以为一切的一切就不是靠行为,因为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所以得救以后行为也不重要。一产生这种误解之后,副作用就带来了整个信义会一百年以后伦理的颓丧。到一个地步,甚至改教的基督徒,以及已经反对天主教而独立的路德会,他们信徒的生活比天主教徒更不敬虔、比天主教徒更放荡,他们更世俗化、更敢犯罪。因为我们不是靠行为嘛,我们是靠信心得救的嘛,我们是因信称义的嘛,所以行为就不重要。而这个副作用的产生,又使天主教有机会重新大大讲解行为的重要性。一方面鼓励他们的信徒,继续用好的行为来证明他们是比基督教徒更靠近圣经,另外一方面,他们就用这些来攻击「预定论」跟基要信仰如
Sola Gratia,Sola
Fide,这些圣经的教训,所以那个时候彼此之间的攻击,是多得不得了。
到了第十七世纪,路德会里的会友,是一片混乱。他们也没有在纯正信仰上努力学习,就在「因信称义」的傲慢中忽略了行为,结果就产生了路德会的一个内部改革,而这个内部改革是从三位重要的人物提出来的,第一个就是富朗开(August
Hermann Francke,1663-1727),第二个施本尔(Philipp Jakob Spener
1635-1705),第三个亲岑多夫(Count von Zinzendorf
1700-1760)。亲岑多夫是一个有经济实力的人,有力量护卫许多人,他就用他的经济实力支持推动新运动的人。富朗开跟施本尔原是德国高级知识分子,是敬虔爱主的人,他们认为教会需要改革,他们认为之前的宗教改革已经有了成就,不过信徒的道德败坏,就显出了这个果子又有不对的地方,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内部产生复兴运动。
这个复兴运动的目的是什么?第一、要过圣洁的生活、敬虔爱主。而过圣洁的生活、敬虔爱主,就要信徒天天读经、祷告,天天约束自己,扬弃所有世俗的活动,所以他们就不看戏、不抽烟、不喝酒,他们过一个很节省的生活,不随便花钱、不奢华宴乐,没有大的宴会等等。如此这一些人就刺激了一些有天良、受自己的良心责备而愿意悔改的人,于是这种运动就在教会推展开来,使许多德国路德会的信徒开始离开罪恶,开始悔改,然后组织一些小组的团契。这些小组的团契组织了,教会就兴旺起来了吗?好像是。结果产生了教会的分裂,因为已经改革的教会,又另外有改革的基督徒,这些已经改革的基督徒,就自以为义而轻看其他的基督徒,因为那些还在世俗中奢华宴乐的,看见这一批敬虔、圣洁、过祷告读经生活的人,在教会好像新一派的法利赛人,所以他们认为你们是在教会中组教会,这个就叫做「教会中的教会,the
church in
church」,耶稣基督的身体在路德会里又产生了分裂。
这新一派的人,严格的说,跟世俗派的、放荡的、随便犯罪的、过自由放纵生活的、而自以为是因信称义就是真基督徒的那一派的人相比,当然这新一派是更亲近主、更热心、更好、更圣洁、更敬虔的人,所以他们就被称做「敬虔派」,神学的名称叫做
Pietism。
而这个敬虔派、敬虔的路德宗的基督徒,后来又产生了两个极端,一批是很好、忠心事奉主的人,另外一批就变成只注重奥秘的内涵,而忽略了真正字句中所提的纯正信仰。有两个很重要的德国人,都是由敬虔派的家庭产生出来的,一个就是巴哈(Johnn
Sebastian Bach,1685-1750),另外一个是士莱马赫(Friedrich Daniel Ernest
Schleiermacher
1786-1834)。巴哈和士莱马赫都是敬虔派的后代,巴哈的成就有目共睹,成为伟大的近代最古典、最神圣的音乐之父;而士莱马赫变成近代思想中最离经背道、新派神学之父,这都是从敬虔的教会里产生出来的。到了廿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所有新派的神学圈子还是非常、非常尊重士莱马赫,但是事实证明,新派教会慢慢被架空,聚会的人数越来越少,很多人又回到世俗,就不再信上帝了。这些不过是让我们看见改教以后发展出来的一些很复杂的情形。
在德国还有一些很敬虔的人,他们最大的成就,就是宣教精神的发扬。这宣教精神的发挥,使敬虔派产生一群人,叫做莫拉维亚弟兄会(Moravian
Brethren)。有一次约翰卫斯理在船上过到这些人,才发现这些人这么热心传福音,就感动了约翰卫斯理,刺激了以后英国的宣教运动,所以宣教运动的发展,跟莫拉维亚弟兄会是有关系的。而莫拉维亚弟兄会跟敬虔派的德国这一批的人,是有关系的,所以施本尔、富朗开,还有亲岑多夫,所带来的路德宗的改革,对全世界的宣教工作,是有间接性的影响的。
我们转到英伦三岛,看看那边的情形。苏格兰受加尔文的影响,有一个最伟大,也是最勇敢的改教家,叫做约翰·诺克斯,这一个人勇敢抵挡当时最反对基督教的一个女王,叫做玛莉皇后(Queen
Mary),她也被称为血腥玛莉(the Bloody Mary)。你们现在如果看到在酒里面有一种叫做Bloody Mary
的,不要奇怪,因为这个就是用了她的名字。「血腥玛莉」用她的刀杀死凡是敢反对天主教的基督教人士。苏格兰在「血腥玛莉」的逼迫之下,为了真理而死的基督徒是多得不得了的。她发现有一个叫约翰·诺克斯,是整个苏格兰反天主教力量的主导领袖,所以她就下令,要在某一天里杀死约翰·诺克斯。有一点像耶洗别下令杀以利亚:「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地降罚与我。」(王上十九:2)从心理学来说,这是有自卑感的人发出的命令,因为要杀就杀嘛,何必还要说明天这个时候?这就暗示,如果你要跑还有廿四个钟头,免得我杀了你,讨来百姓的反对,我就麻烦了,所以我给你机会跑,这样杀不成,人家不会说我不敢,是说你逃掉了,大概是这样的情形。有一个传说这样讲:血腥玛莉下令杀约翰·诺克斯的那天晚上,约翰·诺克斯还不必想明天要怎么躲避、要怎样对付,那天晚上血腥玛莉就先死了,神的主权在苏格兰。
苏格兰的长老会就把
Presbyterian Church
这个名称,带到全世界去,所以全世界长老会的名称不是从英国来的、不是从法国来的、不是从瑞士来的,不是从德国来的,是从苏格兰来的。这些教会就在世界各地成立了他们的分会,后来就叫作长老会。当然有时候是直接从苏格兰派传道人,有的是透过美国的长老会派传道人,不论如何,全世界的长老会这个名称是从这里来的。
在英国,有一个「三十九条」(Thirty-nine
Articles)是你们要注意的,因为这里面所写的是归正宗的神学,以后还产生了一个《西敏信条》(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神学家在英国的政治界,因为赞成基督教加尔文主义的潮流占上风,就召集了一大堆的神学家研讨信仰的问题,结果就产生了三十九条的信条。
你们可以在教会历代信条学,或者汇集教会历代信条的书本里,甚至可以用
Google 搜寻到 Thirty-nine
Articles,在当中看见改革宗的信仰。《西敏信条》、《西敏大小要理问答》、三十九条,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改革宗或者归正神学的信条记录。
加尔文主义的五大原则
除此以外,我也要谈谈在荷兰和比利时归正信仰的发展。荷兰曾经有一次,就是上一堂提到的Jacobus
Arminius
,为了反对「预定论」问题,他的追随者向荷兰的议会提出五条的质问。这五条的质问,辩论越来越大,影响了全荷兰的议会,最后在
1618年年底,就召集了所有教会的领袖,在多特(Dort)这个地方主持了一次大会,辩论关于「预定论」的教义。花了很长的时间,得出结论,归纳成五条,通称【加尔文宗信仰救恩的五大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人全然的堕落;第二个原则是无条件蒙上帝拣选;第三个原则,耶稣来为拯救他所拣选的人而死,即限量的赎罪;第四个原则,当圣灵继续工作的时候,罪人最后不能抵挡他的恩典,以至于顺服、蒙召、受感动、并重生得救;第五个原则,凡重生得救的人,上帝一定保守他,直到永永远远,不会失去生命】。
这些原则都是圣经的,但这些原则归纳成这几句话的时候,就导致很多人误解,甚至反叛。如果说人是全然堕落的,是不是等于人是一文不值的?我把每一条给你们做很扼要的解释:「全然堕落」的意思是犯罪以后,罪的影响已经玷污到人的每一个层面。
天主教说:「人的意志堕落了,但是理性没有堕落。改教家则认为:「人连理性也都污秽了。」当非基督徒的科学家用他们的理性探讨,可以算出最准确的天文数字、可以找出最准确的天然定律,岂不证明人的理性没有堕落?一个基督徒得救以后,是不是从得救那天开始,他就变得更聪明、读书用更少的时间就可以毕业?也没有啊。所以表示理性没有堕落的迹象,也没有蒙拯救的成果,这样,理性是没有改变的吗?
但是改革宗的神学对「全然堕落」的解释,不是这样表面、这么简单。我现在用一个例子告诉你,非基督徒和基督徒一同研究思考上帝创造的大自然,所做出的成果,很可能非基督徒比基督徒做得更好,这就表示他的理性不堕落吗?不,因为他做完以后,就把研究成果当作自己的成就,不把荣耀归给上帝,这就是他理性的堕落,你明白吗?
今天全人类受到最大的威胁,不是从外星人来的、不是从动物来的、也不是从
H1N1
来的;今天人类受的最大的威胁,就是当人用堕落、被造、有限的理性去研究上帝创造的自然界时,所得到的一切知识、所归纳出来的一切科学成就,成了实用科学,受人的控制,然后就成为人自己对自己的捆绑。实用科学(Practical
Science)也变成赚钱的工具,所以人在科学上所研究的医学成果,被财团、富豪买了专利,垄断营利,然后没有钱的人就没有办法去看医生,因为买不起那么贵的药。那个药的本钱是不是这么贵?不是。药是从神所造的大自然提炼出来的,本来就是上帝给人类免费可以用的,为什么变成只有有钱人可以用、穷人不能用?因为有钱的人能够出钱买专利赞助这些研究计划,然后他们就借着已经签了专利的这个好处,赚了许多的钱,结果因为科学的成就,使神所造的东西被垄断、被封闭,使得很多人死,这就是人类的危机。
这些就是人有理性的发现,却不能理性地应用;人有理性找出神隐藏在宇宙中的知识和智慧,却因为人的自私、违背理性,不照理性的功能,而非理性地垄断、使用。所以人类就成为自己的限制、人类成为自己的仇敌,自己陷害自己而不自知。这个时候,利害关系已经大过是非关系,理性完全没有办法自主,来做照着原先的理性应当对人类有益的事情。
归正神学则很清楚地看到,人是全然堕落的。「全然堕落」这第一条,就是你不得不相信「无条件的拣选」的第二条的基础。如果人是完全堕落的,人就完全不能救自己,也没有救自己的可能,所以如果这一个完全堕落的人还能被拯救,就表示在他里面根本没有任何条件,可以蒙上帝拯救,所以「无条件的拣选」奠基在「全然堕落」之上。
第三条,那么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蒙拣选呢?圣经从来没有暗示所有人都得救。圣经告诉我们,在末后的日子,基督来的世界末日,有一些是复活了以后被称义,有一些是复活了以后被定罪。所以就有人与神永远在圣城、天国里同在,有人被丢在地狱,这是第二次的死。这就是「限定赎罪」,能得救的人不是所有的人,被限定得救的人是有限的,能得救的是被预定的。所以这些被预定的、在有限度中得救的人,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救赎的功能,不是运行在每一个人的身上,耶稣救赎所达到的拯救功能是运行在他自己的百姓身上。「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全世界的人」从罪恶中救出来。」是不是?不是!圣经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太一:21)所以救赎是限定的。
很多人一提到「限定的赎罪」,马上说:「你们加尔文主义把耶稣的权柄、耶稣拯救的能力有限化了。」其实不是,因为这原本就是圣经的教训,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9节,耶稣说:「父啊,我为他们祷告。」他们是谁?他的子民。「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不是我的羊,不听我的声音。我带他们出来,他们跟随我,出入得草吃。我来是叫我的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约十:10、27)那些不听他声音的,不是蒙拣选的人,所以耶稣说我为「他们」祷告。下面的一句话:「不为世人祷告。」耶稣说:「我为他们祷告,不为世人祷告。」这一句话就告诉我们:「限定」是真的、「选民」是有的,选民之外,就是限定之外的非选民,耶稣不为他们祷告。
一个很重要的长老会神学院,已经有大半走上新派的路了。有一次我在那里讲这一节圣经的时候,一个荷兰的大教授皱着眉头,一直看着我,我就一直看着他。后来他站起来说:「你为什么用这一节圣经?」我回答说:「为什么不可以用这一节圣经?这圣经是上帝的话。」他说:「你故意要强调耶稣限定吗?」我说:「不是我故意要强调,是圣经自己隐藏着,只是你没有去强调、没有去找到而已。」
耶稣大可以只讲前面一句「我为他们祷告」就好了嘛,为什么要惹事生非,接下去再讲「我不为世人祷告」,引起大家很多的猜疑和不满呢?但我们的主就是如此,因为他说:「蒙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就是限定。
所以多特会议产生的五大要点是应当要接受的,不能为了要符合你一厢情愿的想法,叫上帝削足适履来讨你的喜欢。上帝不必讨你的喜欢,来限定他讲话的自由,来削弱他真实、全面的启示,所以耶稣基督说:「我为他们祷告,不为世人祷告。」
我们传福音,是不是传给全世界的人呢?是!耶稣为全世界的人死吗?是!但是死的果效真正达到每一个人吗?不!我们传福音给全世界的人是我们的责任吗?是!是不是全世界的人都会信耶稣?不!主对以赛亚说:「我差你到他们中去传,你一定要讲,但是要让他们听,却听不清楚;看却看不见,免得他们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上帝要我们传福音给每一个人,但是上帝告诉我们不是每一个人后来都听从福音、信了耶稣,所以我们的责任是尽量做。
有人说:「上帝愿意万人得救,这「万人』就是所有的人哪!」这个「万人」就是所有他所拣选的人。上帝不是要万人得救吗?如果上帝真的愿意万人得救,为什么上帝又给一些人一生没有听福音的机会?有没有人终生没有一次听福音的机会的?有没有?他愿意万人得救,又不给他们有机会听福音,这个上帝是诚实的吗?这个上帝是真正要每一个人得救吗?「不啦,他不过是讲一个理想,连他也没有办法。」如果连他也没办法,这个上帝是全能的吗?你说:「不是他不全能,是我们不要传。」我们不要传,就影响上帝的全能吗?你再问下去,他就乱了。
所以你只能说他要救,他要把自己的百姓救出来;凡是他的羊,就听他的声音,凡预定得永生的就都信了。圣灵感动你,是照着圣灵的意思。正如约翰福音所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约三:8)
这个总纲、总原则,就是神按照他的主权,拯救了他所预定的人,而这些人就等我们把福音传开,把他们彰显出来。所以你传福音的时候,是高举十字架;你传福音的时候,是宣布上帝的救赎;你传福音的时候,是要彰显神所预定拯救的百姓。「因为在这城里面,有我许多的选民,你只管讲,不要闭口。」传讲之后,他们会显露出来的。上帝有没有说:「这城里面『所有的人』都是我的『选民』?」有人「选」所有的吗?「收」所有的,就说「收」所有的,你不能说「收所有的」叫做拣选。「拣选」的含意,已经包括了有一些人不被选,才叫做拣选。你结婚的时候,你拣选一个,你不能说:「我看你们个个漂亮,我拣选所有的结婚。」连这种词意都不懂,你怎么解经呢?
所以第三条的「有限量的拣选、有限量的救赎」,不是限定耶稣的救赎能力,乃是指救赎果效不是所有人都得到的。
多特会议的第四条叫做「不能抗拒的恩典(Irresistible
Grace)」什么叫做 Irresistible Grace
?上帝不准人抗拒?这样蒙拣选、蒙救赎的人,都是上帝定了,人不是变成一个机器人(Robot)吗?人不是完全没有自主吗?不是的。这里所讲的「不可抗拒的恩典」是指虽然你常抗拒,结果他的爱、他的感动、他重生你的能力大过你反对他的能力;他赦罪的能力大过你抵挡他、犯罪的能力,结果你没有办法。正像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刚开始时这女人对他很坚定地说:「不!」过了五年以后,这个男人还在等她,而且真心等她,无微不至地等她,这个女孩子仍旧说:「不。」不过声调已经从B调掉到F调。再过几年以后,其它追求她的都是来骗财、骗色,根本不是真心爱她;原先她盼望要嫁的对象好像很漂亮,但那个人只是虚有其表没有内涵。又过了几年,她自己想:「我自己也越来越老了,原本要我的都一个一个娶了,就只有那个人还在等。」后来她试试看,再给那个人一次机会,其实那个人不需要你再给他机会,他就等到你心甘情愿。正像圣经说:「不要惊动我所爱的,等他心甘情愿。」有一天,那个人再对你说:「我永远爱你。」你说:「那,就照你的意思嫁给你吧。」
这就叫「不能抗拒的恩典!」懂吗?「不能抗拒的恩典」就是说他的爱大到一个地步,你到最后没有办法,你说:「主啊,原来我是属于你的,赦免我从前常常想别人,以为我嫁给别人比你好,其实只有你这伟大的爱才是我永远的归宿。」圣灵也是这样。
我写的那首诗歌:「以往我未曾谦卑,我虽然常抗拒你,主!」是我刻意这样写的。为什么?我是Reformed的人,写那句话是要对那些不接受第四条的人说:「我们常抗拒主,但是最后他的爱应许临到我们。」我写的诗歌都是有神学意义,不是随便写写的。「我今跟随我主,靠他力量跑天路。」有没有跟随主啊?是靠自己有力量跑的吗?是靠他的。上帝的荣耀照耀在我身上,我们走这条天路,跟耶稣走,是面向什么?永远的家园,不是不知道前面到哪里去。你说:「亚伯兰就不知道往哪里去。」亚伯兰不知道,但是上帝知道啊!上帝不背乎自己,他的应许是永远的,所以你跟随他,是面向永远的家园。就这样,每一句话,我都把神学思想放在诗歌里。「我与主同行,主与我谈心,天上喜乐充满我心灵。」神启示我、(这不是说还有新的启示)安慰我、给我力量,我行的时候,旷野路中不孤单,因为主带领我进入,并且与我同在。
第五条叫「圣徒的坚忍」(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每一个被预定得救的人,是完全堕落的罪人,是无条件蒙拣选的,所以一定要靠恩典;是耶稣特别来为他死,是有限量的、是选民,而这个人虽曾抗拒,结果最终是圣灵得胜,他就悔改、归主了。然后这个归主的人,他要坚守信仰,这是圣灵给他的保守,到最后他真正走完跟随主的道路,得赎、得胜了。
到了十七世纪,虽然世界有很多反对的力量,但是上帝就借着真正爱主的人,形成了完整的教义,成了最有系统、精细的信仰。路德会所走的路没有经过这些,而荷兰的亚米念(Jacobus
Arminius,1560-1609)刺激了改革宗教会的神学家想得这么多最重要的课题,就把基督教的「预定论」奠定了下来。
【「预定论」整个的原理就是一条:上帝的恩典是先于人的回应;上帝的救赎,是大过人的明白;上帝的拣选,是超越人的选择】。【这就把神的伟大、神的荣耀、神的优越性提出来,因为他是神,不是因为你要信他,他才救你;不是因为你要作基督徒,他才有办法拣选你;不是因为你爱他,后来他不好意思就不得不爱你。不是!「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约壹四:19)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不是你们寻找我,是人子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你们。」(约十五:16;路十九:10)所以一定是以神的主权、神的主动、神的拣选、神的预定、神的权柄、神的计划为本,然后在这个计划中,他用各样的智慧、各样的办法,用他的灵多方感动、多次引导,到最后把我们抓回到他的面前】。这整个神学思想,不可以只从字面上随便定义、随便定罪;整个神学思想,要从全本圣经的精义统合起来去了解。
「为什么给孩子施洗?孩子不懂,也没有信。你这样做违背圣经。」我问你,你得救以前,是不是上帝先预定你得救的?还是你先信耶稣,他才预定你得救?是他预定你得救的!而且他的预定根本在你还没有生出来之前啊!再说孩子没有信主以前,我为他施洗,不是证明他得救--洗礼从来没有能力救人,所以施洗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施洗,等那在我以后来的,要用圣灵给你施洗。」那个才是真的,这不过是预表,所以【我们给婴孩施洗,是告诉众人我是基督徒,我相信我的孩子还不能信以前,上帝已经爱他了,否则怎么会生在基督徒的家里,给他有机会听我传的福音呢?我要先把这个孩子带到上帝面前,说:「主啊!你的恩典先于他的信,我把他带到你的面前来。」】
为什么用洗礼呢?用婴孩奉献礼不就够了吗?你说:「是啊,圣经也有婴孩奉献。」婴孩奉献是在旧约,而耶稣生在律法之下,所以行婴孩奉献礼。很多人引用一两节的经文就以为他是最合圣经的,其实根本还没有想清楚。耶稣生在律法之下,他还没有成全救恩,而生在律法之下的孩子是行婴孩奉献礼的。
在圣灵降临以后,彼得回答那些问他的人--「我们应当怎么行才可以得救?」彼得说:「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受洗,预表领受圣灵。「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以及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上帝所召来的人。」所以你们的儿女也可以领受洗礼、你们的儿女可以罪得赦免、你们的儿女可以领受所应许的圣灵。「这应许是给你们、你们的儿女、以及一切住在远方的人。」(徒二:37-39)
你说:「那里所讲的应许是指受圣灵,没有说受洗是给你们的儿女的啊。」那我问你:「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徒十六:31)这句话是保罗讲的,在哪里讲的?在腓立比的监牢里讲的,当时地大震动,整个锁链都开了,保罗原本可以逃走,但是他没有逃。如果保罗逃走,那个狱卒会被杀头的,因为他没有尽到他的责任,让监牢里的囚犯跑掉了。「快快跑,监牢开了!」保罗是那样的人吗?不是!他不走。世界上有这种机会逃跑而不跑的吗?多么好!「好在是你,否则我会被砍头。」那狱卒就跪下来:「我当怎样行才能得救?」应当是保罗跪下来:「我要怎样行才能出去?」现在反过来,那个狱卒说:「我当怎样行才能得救?」这样好的人,你一定是什么人,你救救我吧!你既然帮助我,我要知道我当怎样行。「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吓了一跳,原来这是基督徒,他有基督拯救世人的这个法宝,他自己也真的感觉到被关进监牢不是什么痛苦,因为他现在会唱歌,唱歌唱到监牢会动摇。
这一段记载很重要,你不唱歌,怪不得礼拜堂不动摇。我们唱伟大的诗歌,在痛苦中赞美、在夜间歌唱,因为神就是我们的诗歌。我们的赞美能改变环境,而改变环境不是为我们自己的好处,改变环境是使我们有一个见证的机会,所以禁卒问:「我当怎样行才能得救?」保罗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这个人快快回家,对全家的人说:「我们全家可以得救。来!」当天晚上就全家受洗。我问你,你可以不可以说:「当天全家受洗,没有孩子?」你可以下这样的结论吗?圣经没有说有孩子啊?但圣经也没有说没有孩子啊,你怎么有资格说当天只有他们老夫老妻两个人就来受洗?可能他就带着他妻子、孩子,全部叫过来,一同来受洗。没有一个人有权柄说当时没有孩子受洗。
这样,婴孩施洗的归正神学(Reformed
Theology)的基础是什么?The Grace of God is prior to the human
response.
我们还没有悔改以前,神已经预定我们了;人类还没有被创造以先,耶稣基督已经在上帝的计划里被定为被杀的羔羊;我们还没有生下来以前,耶稣已经上十字架了,所以如果我们强调「信而受洗,就必得救。」你要读接下来的第二句话:「不信的必被定罪。」(可十六:16)没有说「不受洗的」就必灭亡,所以重点不在受洗,重点在「信」。可是婴孩不能信嘛!但是,婴孩的父母有信心把他带到主面前,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路十八:15-17)那么就让孩子到耶稣面前,让主祝福他们就好了,为什么要为他们施洗呢?因为受洗是预表圣灵降临:「你们奉主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应许的圣灵。」
还有人会问,孩子受了洗以后,可能会离开主,不再信主,那怎么办呢?你怕婴孩受洗以后会离开上帝吗?那我问你,大人受了洗,以后离开上帝的多不多啊?不但多,还是很多!请问那些替大人施洗的教会敢担保受洗以后的会友永远都信主吗?相反的,很多最伟大的圣徒都是在婴孩时就受洗的,之后他们一生一世爱主。最重要的就是父母亲的立志--我不是把他带来推卸责任,而是把他带来,用父母亲的心志对主立约:「你把孩子赐给我为产业,我要把你的福音传给他;你把孩子的生命交给我,我要照你给我的责任,把他在基督里养大成人。」这也是基督的榜样,基督说过:「父啊,你把他们交给我,我把永生赐给他们。」(约十七:2)上帝给基督的是万国和地极,你以万国为基业、以地极为产业赐给他。他要用铁杖管理万国,但他要用木杖来牧养他的羊群,所以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就说:「父啊!我已经把永生赐给你所赐给我的人。」什么意思?父赐人,基督赐永生。照样上帝把孩子交给你,你就把永生的道交给他。所以把孩子带到上帝面前施洗,并不是表示水能使他得救,而是表示我凭着上帝的恩约,接受这份礼物,然后在上帝面前奉献交给主,求主给我力量,照着他的法则把他养大。
这样,在恩约里我们找到圣经里上帝的应许,就在加尔文的神学里我们找到这整套的神学思想,难怪加尔文的神学又叫做「恩约神学」(Theology
of
Covenant)。这样,我们看到加尔文派的神学思想就成为一个很完整的系统,可以从其中找到最完美的答案,它也成了教会一定要好好研习、参考的一个神学系统。
这是我从内部的神学发展,来看宗教改革运动以来的种种情形,接下来我要告诉你一些在改教运动的外面所发生的事情。
激进派的宗教改革
在教会外面发生了什么对改教反弹的东西?除了天主教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叫做「极端的、激进的改教」(Radical
Reformation
)。「激进派的宗教改革」看不起马丁路德、看不起加尔文、也看不起慈运理,他们自己不肯爆发运动,也不敢冲在前方;既没有精密的思想系统,也没有建立什么信仰回归的路线,但是他们一方面以为自己比别人好,另一方面专批评别人。
世界上常常有这种人,好比一个从来不会煮菜的人,你煮什么,他都说不好吃;如果叫他煮,连饭都会煮焦,但是他一坐上餐桌,就开始评点:「这个不好吃,那个不好吃......」他要告诉你他比别人厉害,却毫无真正的贡献,但是一讲起批评的话,好像最具权威,你自己不要作这种人,同时你要谨慎教会里有这种人,因为那些只懂得批评而没有贡献的人,所发挥的破坏力过于创造力。每一个人都会有这个毛病、每一个人都会有这些试探,每一个人都想要在这某方面表现比别人高一等,要是叫他真正去做,什么也不会,所以你要谨慎,不要落入魔鬼这一方面的试探。
激进派就从一些自以为是属灵的人中产生出来,这些人总以为上帝给他的感动超过路德、加尔文,他们不理会路德、加尔文肩上有多么大的责任,只专在一些小节上批评、攻击改教家,他们说:「你们所讲的,根本就是从圣经抄一些出来,我们所领受的是上帝直接对我们的启示。」所以一听下来,不懂的人就以为他们是比路德更靠近上帝,因为路德、加尔文都是抄抄圣经,而他们却是直接从神领受。
近代中国就出了一个倪柝声:「上帝直接启示我,上帝特别对我说话。」所以他以为就像使徒,直接领受特别启示的,结果讲的道错误一大堆的时候,他怎么逃避?没有办法逃避,举例:倪柝声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8节注释说:「他(耶稣基督)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就大大发挥了一套理论,结果那一节经文在中文里是翻错了的,原文应该翻作「掳掠了被仇敌所抢去的」才恰当。
再举个例子,希伯来书里提到:「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来四:12)他就大大发挥一种解释:「人没有得救以前,灵魂是混在一起的,后来圣灵工作以后就把它剖开来。结果道把灵、魂剖开来,所以就不再混杂,你就变成一个属灵的人,或者属魂的人。」倪柝声26岁就写了一套书叫做「属灵人」,属灵到一个地步,连自己的名字都不写上去,好像他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
你们写文章,一定要把名字写上去,不是为了使人看你多么厉害,而是为了如果当中有错的话,可以找到作者来辨明订正。有一些人「属灵」到一个地步,作品里不具名,好像这样就比别人属灵,其实根本不是属灵的表现!你写的可能会有错的,你必须具名,以示负责,如果你讲得不对,你必须收回。你以为不写自己的名字就是把荣耀归给上帝?不是!所以,很多人有一种错误的属灵观,然后用那种属灵观把自己提高到一个地步,自我欣赏:「你看你们都读我的文章,我都没有写自己的名字,因为我把荣耀归给上帝。」这哪里是什么把荣耀归给上帝?
所以当聚会所派人来找我辩论时,我就问他们几位大将,有的从美国来、有的从台湾来,有华人、也有美国人。我说:「你们很尊重倪柝声,我问你们怎么解释希伯来书第四章12节?」他们说:「就是这样,灵、魂被剖开,就分开了。」我就直接点出来,你们大大讨论那一节,但那一节有三句话啊!上帝的道大有能力,可以把灵与魂剖开,也把骨节与骨髓剖开......,你们有没有听上帝的话听到一个地步,骨节、骨髓全部被剖开的呢?你们当中有哪一个人听道听到一半,后来骨髓全部流出来,就不在骨节里面?为什么他们从来不解释第二句话,只解释第一句话?因为那一句比较配合他们自己的神学思想,但是那个神学思想并不是从圣经归纳出来的,而是照着他自己的想象,以为很好,就从圣经里找到一节可以利用的,就来大大发挥,这不是归正信仰的立场,也不符合归正的精神。
李常受1989年在洛杉矶讲十多天的道,那时他已经八十多岁了,还站在台上一天七、八个钟头,从体力上来说很不得了,但是从解经上来说,却是乱七八糟。他说上帝本来是生的,像鸡蛋是生鸡蛋,后来经过处理以后,就变成熟的,上帝现在熟了,对不对?把上帝和生、熟鸡蛋比?有一位弟兄跑去听他讲,佩服得不得了,回来就对我说:「全世界我最尊重的两个人,一个是李常受,一个是唐崇荣。」我说我不敢当,他年纪比我大很多,属灵经验很多,我只不过是一个很平常的人,但我要知道你尊重他什么。「哇!他这本书多么好!」我拿过来翻一翻,神就很奇妙地给我忽然间看到这一段。我说:「你看这段对不对?」,他说:「我那个时候没有听到他讲这些。」我说你那个时候听一半就打瞌睡了,所以讲对的地方你听到了,讲错的时候你都在睡觉,你就因听到对的道而佩服他,现在上帝给我找到使你毋须佩服他的原因。
我看到的那一段话的大意是这样的:「上帝本来是生的,像生鸡蛋一样,后来经过处理之后就熟了;鸡蛋熟了,上帝也熟了﹒」上帝怎么生?怎么熟?经过道成肉身、死而复活,就慢慢形成了一个新的灵出来,主就是那灵。所以他说原先的上帝是一个生的上帝,经过耶稣道成肉身、死而复活以后,到了圣灵降临节的时候,变成那灵的上帝。怪不得在约翰福音第七章耶稣在节期的末日大声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约七:38)但是接下去约翰解释说:「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约七:39)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
李常受接着说你去查原文,原文不是还没有赐下圣灵,Because
the Holy Ghost was not
yet,这应当翻译成「那时候那个灵还不存在。」那个灵还没有,所以等到已经成就那个灵以后,才降临在人的身上,那个叫做圣灵降临,因为那个灵已经成了,所以耶稣在地上做人的时候,还在从生到熟的过程中,还没有熟,到有一天成为那个灵以后,这个叫做三一的灵。他对三一论怎么解释,我不知道。但如果要按原文来解释,that
spirit was not
yet,真是可以翻译成「那灵还没有存在」;但是一定要这样翻译才合乎圣经吗?不是!那个灵如果是圣灵,那么在创造之先,人还没有被造以前,就存在了。「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接下去一节说:「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创一:1-2)所以上帝的灵如果指的是第三位格的圣灵,在没有人以前就存在了。
曾经有一个人问过一个问题:「圣灵感动是不是心理作用?」我用同样的原则回答说:「在没有人、也没有心、也没有人有心理作用以前,圣灵已经运行了。」所以圣灵和心理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如果你把你心灵随便的感动当作被圣灵感动,那是你冒犯,而不是圣经错了--以为把圣灵和心灵的感动随便混为一谈,因为「圣灵是独立于所有被造之灵,是自我存在的上帝的灵」,这是很清楚的道理。
其实那一节里的
was not yet
应当解释成「那个时候还没有在。」没有在,不等于还没有存在。今天请问我们这里有没有总统在?没有!所以我们的总统今天不存在,是这样解的吗?他在,但是在那边,他不在这边。
所以倪柝声、李常受这些人解经的时候,往往先轻看神在历史、传统中,借着伟大的圣灵光照、引导教父、改教家所产生的神学成就,就一厢情愿地说:「我是受上帝特别的引导、有上帝特别的感动。」聚会所的人还曾经在一件事情上有冒犯之嫌,他们说:「盖恩夫人所领受、经历的属灵的分量,甚至超越了使徒所领受的启示。」这根本与Radical
reformation
的神学基础没有两样:「你们所说的都是抄书的,都是别人的,我是直接从上帝领受的。」所以那些极端的改教分子就成为马丁路德、加尔文、Farel、Beza
这些大改教家一个很可怕的挑战,因为他们轻看这些改教家。
他们口口声声宣称自己有 inner
light,里面有「内在的光」。聚会所几十年前常讲类似的话:「里面的看见比外面的看见更大,因为神的灵在里面用光光照我,所以我就看见别人没有看见的。」我告诉你,我也看见很多人没有看见的,我解经的时候,所讲的是很多书里都还没有提到的,难道这表示我特别领受的启示超过所有的使徒、超过所有的改教家吗?不是!神的灵继续光照一些人,让这些人分享对已经启示的真理的解释,而不是对已经或还没有启示的真理之新的领悟。如果你领受的是新的领悟,岂不等于过去的人如果没有你这一套他们就不完全?那么那些人就不能得救啰?因为他们所领受的不过是从别人来的,而你的才是直接来的?
保罗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加一:11-12)保罗可以这样讲,我不可以这样讲。保罗可以说:「我直接从神领受,不是从人领受。」保罗可以这样讲,倪柝声不可以这样讲,聚会所不可以这样讲,灵恩派的领袖不可以这样讲,因为保罗是使徒,上帝用他写圣经,你和我都不是使徒,上帝没有用你、我写圣经。如果你把自己所讲的当作和保罗同等,让会众对你格外的尊重,你不是普通的牧师,你是保罗级的、你是彼得级的、那是超级。你这个人不是属灵,而是骄傲,你是「属零」,绝不会比别人更属灵。
极端、激进的改教分子就感觉他们是特别领受上帝个别的启示,这是改教家绝对不接受的事--改教家宁可给人轻看,也绝不接受「你们特别领受上帝的启示」这样的说法。今天灵恩派的问题也是这样,他们说:「神对我说、神告诉我、神启示我。」每一次我听见人讲这种话,我就说:「神哪!赦免他!神!赦免他!」每当那些人口称:“God
told me .God told me.”我就回应说:“God forgives
you.”如果上帝特别启示你,那么你把你得到的启示写下来,岂不是圣经就多了一页启示录了吗?因为神启示你嘛。你敢吗?你们敢不敢把班尼辛(Benny
Hinn)所写的加进去,印在圣经启示录第二十三章?你敢不敢把这些灵恩派的甘利夫·希坚(Kenneth
Hagin)、甘利夫·葛普兰(Kenneth
Copeland),或者那些大牌的领袖所讲的话,印在圣经里,增多上帝的一些启示?
1962年我看到一本书是江端仪写的,听过江端仪吗?从前她是一位电影明星,我后来每次读错了,读成江异端。她在书上写江端仪「敬录」,不是写「编著」,也不是写她「写的」,而是印成「敬录」。我就马上皱着眉头想:「这个人要讲什么?」「敬录」岂不是宣称「她录下了上帝的启示」了?她说「洗」有三种:我们受水洗,加入教会;我们受灵洗,加入神的国;我们受血洗,才真正重生得救。她把约翰一书里讲的圣灵、水、血的见证,说成水洗、灵洗,再加上一个血洗。
如果要加,我还再加一个好不好?你知道我另外要加一个叫「火洗」,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路三:16)这江端仪是「江异端」哪!她以为她找到一个特别的启示,就记录下来叫全世界跟她走。那时候我才23岁,我管你是谁,你不合圣经,我就抵挡;你照着圣经讲,我就顺从--不论你比我年轻,还是你是我的老师;即便你比我老,如果违背圣经,你就是我的仇敌,这个是归正的精神--忠于上帝,惟独圣经(Sola
Scriptura)。
改教运动的时期就伴随着这种Radical
Reformation,其中有的透过「重洗派」(Anabaptist)出现,有的则透过某些极端的弟兄会出现,或者透过某些个别的、以自己为神圣的领导人出现,带领一批人抽离正统的教会。那些所谓的独立教会的「独立」这两个字其实是很危险的--你从哪一个帝国主义的捆绑下独立的呢?你是从怎样的受逼迫的状况中被解放出来得到独立的呢?事实上我们不能作一个独立的基督徒,我们只能作众圣徒里随从圣经的教训、以及圣灵的引导的成员里的一分子。什么叫「独立教会」?独立教会就是不接受美金帮助的,这个叫做独立教会?原来你把独立两个字和经济的独立等量齐观,引以为傲。其实经济自立根本没有什么可夸的,也没有资格用独立教会这个名称,你只能说我们是自立的教会。而自立的教会好像宣布你是不需要钱的,结果你就掉在另外一种傲慢中,把那边要靠别人的钱才建立起教会的就轻看了。其实完全不需要这样,因为我们是与众圣徒--就是在万国、万族、万民、万方,历世、历代中,神所拣选的人,一同敬拜事奉神的。
1970年我在台湾,有一些宣教士问我说:“Do
you support the setting up of independent
churches?”我回答说:“Theologically speaking,I do not believe
churches should be independent. We should work together with
all the saints,through all the ages,and have godly fellowship
with each other. So in the area of faith, we should not be too
independent. But financially, I believe we should strive to be
independent instead of relying on foreign aid all the
time.”教会在经费上,我们应当自立,不要太靠外国,但是在信仰上不可以独立,我们应当和万国、万民、万族、万代、万时,所有的圣民一同坚守同样的信仰。
第六讲 基督教如何面对现代的挑战
苦炼与磨炼--火洗
神在我一生中,实在是把我训练、磨炼、苦炼到一个地步,随时随地要拿什么东西出来,就马上把什么东西拿出来,这是因为耶稣应许:「凡文士受教作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太十三:52)而耶稣也应许:「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约七:38)耶稣的应许是单单给几个人的吗?不是,你要不要?要苦炼哦、要磨炼哦、要锻炼哦、要火炼哦。
我们很多人受了水洗,受了灵洗,但是很少人受过火洗。火洗是施洗约翰预告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路三:16)那么火洗是什么?那句话里说的是「给你们」,而「你们」指的就是选民,是上帝的儿女要受灵和火的洗。后来五旬节圣灵降临了,当时门徒们都受了圣灵的洗,受了灵洗以后,接下来就是罗马帝国的逼迫,那就是火洗。火一来就做洁净的工作,火洗之后,所有的渣滓就除掉了,那些真正经过火炼的人,就非常纯净、圣洁,非常单一、爱主。
今天若没有来的是很吃亏的,问题是他们不知道自己吃亏,所以就更吃亏了,因为好好听这些讲座,你会省却很多自己读得半死的那种辛苦,当然我来讲不是帮助你懒惰,而是帮助你尽快吸收,然后定下方向,知道如何选择该读的书。有的传道人一辈子没有长进,他第一次讲道和死以前的讲道差不多是同样的内容,因为没有预备、没有好好装备,就是炒他所有的东西。我们应当想得深、讲得浅,想得多、讲得少,读得多、讲得少,这样的传道人是好的。传道人神学毕业,受过训、读过书,应当能好好地讲,但问题是神往往许可一些平信徒知道的比传道人更多,那个时候,如果传道人不自知的话,就「不是牛拉车」,而是变成「车推牛」。
有一些聚会,我一看就知道,有一些传道人从来不要来,他认为:「我也是牧师,为什么要来听你的?我和你是同等。」我直到今天都很愿意坐下来听道,特别是我的学生,如果他讲得很好,我会很受感动、很受教,也可以得到帮助。在某些城市里,的确有一些一直来听道的传道人,只要有好的聚会,他们都顾意参加,这些人是继续长进的,但也有一些从来不来,只会批评,结果他们就在自己的愚昧和狭窄中,始终无法长进。当听众的程度比讲员更高的时候,这个教会就困难了,这个领袖就有灾祸了。当领袖能够继续不断更新变化,并领受新的异象,以及神的引导,然后把众人没有看见的作为提醒,在守望的地方为门徒警醒,这个教会就有盼望。求主赐福!
在这一次的讲座上,我们已经讲得很多了,但是还有许多要讲的,你们要不厌其烦,尽量吸收,像海绵一样,所到的地方就把四周围的水吸收进去。我不怕你们吸收,我也不怕你们吸收了再去做,因为我知道神的丰盛足以供应我们,让我们每时每刻、继续不断地追求。
改教运动后欧洲人文学术等的蜕变
我们已经从正面讲了在改教内部所发生的许多的事情,我们提到路德会后来有了副作用,也提到其它地区的一些困难,我们也提了天主教对改教的反应。我们又提到在改教运动中,有一些自以为非常厉害,又领受神特殊的、个别启示的人,用一种很傲慢的态度批判改教。接下来我们要讲经过一、两百年以后,在欧洲所发生的重要事件,尤其是撒但所预备的各样反扑的方法,把整个轨道改到错误的方向去。
文艺复兴开始之后,已经有一些人认为自己应当作主人,而不再让上帝作主人,所以人应当凭着人性中所有的潜在能,去发扬过去留下来的典范,并探究过去从未摸索过的领域。十五世纪之后,科学也正在发展,但是激发欧洲科学发展的,原先并不是基督教,而是源自回教徒在十三世纪所带来的刺激,为什么是十三世纪的时候回教徒所带来的刺激呢?这就得先回溯一下欧洲文明蜕变的经过。
进入第十三世纪,欧洲在教学的事业上跨了一大步,产生了重新整理各种学问、分门别类地教导门生的趋势,所以就从原来以修道院为主的学术中心,转移变成以大学为主的学习中心。在修道院里,最中心的内容就是神学教育,而大学的教育则以是世俗性的知识为焦点。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西方思想的影响
当然在这以前,天文学家、地质学家、逻辑学家都是天主教徒,而那些非基督教地区的人,就没有什么高等的学术可言,因为基督教发展的地区,人在各方面都领先于其它的世界。但是在逻辑学、知识论、方法论方面,基督教却没有受到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因为从主前第四世纪半到主后第十二世纪半,大概一千六百年的中,真正影响西方学术思想的人是柏拉图。
而柏拉图的唯心论、宇宙观、教育论、人生哲学等学说,都不是以科学方法论为主,乃是认定宇宙是一个唯心的大团契,采用的是以宏大整体的规范来思考的方式。他在苏格拉底被杀的第二天,就决定离开雅典,离开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他不愿让民主杀死第二个天才。「那些雅典无知的百姓凭着他们声音大、人数多,就把我的老师定罪、杀死了;我不准民主滥权来杀死第二个天才,我要保留我这个余种,成为希腊学术以后的新的源、新的盼望。」所以他就离开雅典,周游列国十三年。当他从列国周游回来时,已经仔细的思考法老王的土地政策、犹太的智慧文学、甚至印度的古老文明,以及巴比伦传下来的一些制度,他吸收融会了其中的智慧,把这些总归纳起来,就建立起一套新的宇宙观和哲学系统,所以柏拉图回到雅典后,就建立一个专门训练知识分子的大学,叫做学院(Academy)。今天我们用学术、学院Academy
这个词,原来最先用的就是柏拉图,柏拉图在主前第四世纪就已经用了Academy这个字作为他学院的总称。
这个学院收了从各地来的几百个求学的知识分子,当中最让柏拉图欣赏的,只有一位。他讲过一句话:「我的学院只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是每一个学生的身体;第二、是只有一个学生的头脑。所有的学生都把身体带来,只有一个学生把伟大的头脑带来,那个人就是亚里士多德。」换句话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两位师徒,就主管了全校的知识辩论,柏拉图提议什么,亚里士多德就反对他、与他抗衡,因为这个学生的智力、天资、思考能力,一点都不在柏拉图之下,所以他用反对者的态度、怀疑者的眼光,提出另外一种学术观点的立场,与他的老师柏拉图来抗衡,而柏拉图竟然心宽到一个地步,不是开除这个聪明的学生,乃是在他的抗衡中,继续同心寻找真理的共相,所以这就变成了西方教育「不怕人比你厉害,而愿意共同追求探讨学术的成就」的这一种传统。
这种兼容在东方、在中国的教育里很少看到--
谁敢反对我,我就给你死;谁不听话,我就把你开除掉,因为我是你的老师,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这是东方的传统。相反的,在西方,亚里士多德就形成了一股新的力量,开启了西方教育的一个传统:「我爱我的老师,但是我更爱真理。当我发现老师讲的和我思索的真理不同的时候,我敢辩论、我敢提出反对、我敢反对传统,重新再来一同探讨。」
所以柏拉图有这样的一个学生,虽然对自己有所挑战,但他是深庆得人,这成了西方后世的一个榜样。这一个亚里斯多德的观念和柏拉图不同的地方,在于对最基本的宇宙观的方法论。柏拉图认为一切的一切,真正的根源是唯心,而不是唯物的。所以凡是物质界、现象界看到的东西,都不过是影子,而这些影子的背后有实体,而那个实体不是物质,所以不是物质的实体把影子投到物质界的时候,我们就从现象认知真理。从现象认知的真理,不是真理的本体,真理的本体不是从现象得到的,所以这真理的本体一定是在理念界,而不是在唯实界,理念界的真理是不能用物质衡量的,理念界的真理是看不见的,所以这个叫做唯心论。
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和柏拉图的不一样,亚里士多德认为所谓的真正的真理,不是唯心的,是在实际的物质里可以找到的。如果你仔细注视拉斐尔所画的雅典学院那一张大图画,只有两个人站在正门下面,正在辩论--那位年老的,就是柏拉图,拉斐尔用了达芬奇的面貌来作代替。那位年轻的代表亚里斯多德,拉斐尔把他画成一位雄姿英发,很有男人气派的年轻人。两个人都用一只手拿着一本书,正在辩论,柏拉图拿着他的著作《宇宙论》,另一只手指向上,而亚里士多德拿着他的著作《伦理学》,另一只手指向下,所以一只手把方向定出来,另外一只手则把拿着的书显明出来。
拉斐尔这样构图是要你注意,所有哲学家的头脑都局限在受造界的范围内,只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两个思想家的思想是在宇宙间,不受空间的捆绑,所以他们有「历万代而常新、放诸四海皆准」的这种共相的相同理念,但是柏拉图的理念在那边,而亚里士多德则说理念在这边,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手指向上,一个手指向下,代表着他们宇宙论的基点不同。
所以柏拉图主张一切的一切,都有它的原版,那原版却不在这里。我们知道美丽的女人是男人喜欢的,但是真正的美女,世界上是不能找到的。真正又美、又善、又真、又智慧、又完善、又公义、又绝对完美的女子,不在这里,世上的女人都是那真正女人的影子而已。这世界的公义都不是真的,真正的公义在那边,而亚里士多德则主张,公义在这边,结果两个人就形成了宇宙论有共相,但是这共相的基点又不相同,一个是形上的,一个是形下的。
亚里士多德在柏拉图死了以后,继续发展他的科学方法论,他的科学方法论用的是证明,先定出共通的公理,再往前去推敲,所发展出来的就是「演绎学」。演绎学(deduction)的方法论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一个不必证明,大家都相信的大前提;然后从大前提再找出小前提;把大前提和小前提结合起来,就会产生一个结论。
比如说:「懒惰的孩子很难升级」,这是大前提;「我弟弟是最懒惰的孩子。」这是小前提;结论就是「怪不得他不能升班。」这样的逻辑推论很有道理,「所有的人都会死」是大前提、「我是人」是小前提,「所以我会死」这个叫结论。你把所有思考的过程,照这三段论法去推导所得出的结论,都是很合理的,所以科学与知识就从亚里士多德的「知识论」和「方法论」中被建立起来了。
亚里士多德一生学习所牵涉的领域,他在各样的观察、演绎中所记录下来的那些例证,广阔到你不敢想象。在古希腊历史中的亚里士多德,和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天才达芬奇,这两个人都是观察现象,然后产生最后「知识论」结论的大师。达芬奇把他一生的思想记载下来,现在你可以找到他所写下来的一些笔录、草稿、小小的单张,存在牛津的就有六十万份,多到你无法想象。照样的,亚里士多德所写的书,用不同的题目论天文、地理,地质、健康、解剖、身体、动物等等,一共超过一千个题目。他自己写的书就可以作一个私人图书馆,而每一本都是他写的,可是直到十三世纪,亚里士多德对整个历史的影响并没有柏拉图的来得大,这不能不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损失,那段期间人们把柏拉图当作至高的智慧导师,就忽略了与柏拉图相反的亚里士多德的贡献。
亚里斯多德影响的崛起
这样过了一千五百多年以后,柏拉图对世界的影响开始告一个段落,而重新发现亚里士多德著作的人,就把亚里斯多德的成就,特别是他的逻辑学带回欧洲。当时的欧洲正经过了一千两百多年,开始厌烦基督教了。在那段期间,他们对所谓神学的研讨,大都是以人的理想为主观,以人自己的动力作为一个基础,所产生出来的人本学问,里面有许多的八股。如今大家都把亚里斯多德的思想当作是一门新的学问来研究,于是不明白亚里斯多德的人,都不被认为是知识分子。无论你明白多少柏拉图,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如果你现在不明白亚里斯多德,你就不是高级知识分子。这样,就在大学创立的时期,大家不再以人为本,而是以大自然作为研究对象;不再是以主观的推敲做为结论的技术,而是以演译的办法和现象的搜集,产生出来比较客观、可靠的知识,各处都盼望能够成为亚里斯多德的研究中心。
那个时候,能够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带回欧洲的,只有一种人,就是回教徒。他们把亚里斯多德的书当作他们方法论的基础,然后把这门学问输入欧洲。当时的阿拉伯人被认为比欧洲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更懂得医学、生理学;更懂得地质学、天文学、天象学,更懂得逻辑。那些比较伟大的回教学者就被请到巴黎大学去担任教职。所以巴黎大学就变成非基督徒用知识影响基督徒的地方,而不是像过去用天主教专断的科学知识引导基督教青年的地方,这表示教育世俗化了。那个时候一位回教学者阿威罗斯(Averro?s,1126-1198)就以一个真正亚里斯多德知识论的学者的身份,奠定他在学术界的地位,甚至日后巴黎大学都采用他的著作为教材。
当时研究亚里斯多德的著作成为显学,除了把亚里斯多德从阿拉伯带回来的回教徒之外,差不多人人都争相学习,其中包括犹太人和天主教徒。许多基督徒知识分子尤其怕落于回教徒之后,都争相研习起亚里斯多德。研究的结果自然会产生一些不同的看法,而不同的看法就会引起他们之间的对抗。那个时候竞相竞争,谁越懂亚里斯多德,谁就是执这知识和哲学派的牛耳。这样,前后将近两百年内就出了三位具代表性的学者:一个代表犹太教,叫做迈摩奈德斯(Moses
Maimonides,1135-1204);一个是代表基督教的,叫做阿奎纳(Thomas
Aquinas,1224-1274);另一个代表回教的就是阿威罗斯,也就是那位把希腊哲学带到法国去的回教学者。
为什么欧洲基督教的地区要从阿拉伯回教地区输入这些逻辑、哲学的译本呢?原来中世纪的基督教看不起外国的知识,不能肯定普遍启示在外邦中是有地位的,他们以为一切的启示都应当从神、从圣经、从使徒、从先知给我们的权威才是真的。结果一千多年来,基督教就在科学方法论上没有什么进展,所以当亚里斯多德的哲学、方法论、三段论法、演绎法,从阿拉伯被带回到巴黎的时候,巴黎就认为我们不一定要照着圣经和基督教走,我们也可以照着古代还没有基督教时期的亚里斯多德,去探讨上帝所创造的宇宙有多少的奥秘、有多少的真理在里面。为这个缘故,学校的世俗化就越来越快。很多人在世俗的学校里得到了在基督教的修道院所无法得到的知识,所以知识的绝对性就开始把信仰的绝对性解体了,而对知识的信任,就慢慢变成对信仰的不信任。信仰所讲的都是主观的,都是以权威来逼人相信的;而科学所找到的都是客观的。从现象找到固定的定律是不能变的,所以科学的可信度增加,信仰的不可信度也增加了;所以基督徒在学术界的地位就慢慢降低,而非基督徒在学术界的地位就慢慢升高。
这样从十二世纪开始,古希腊的哲学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于是兴起研究古希腊的文化。谁有古希腊的文物、谁有古希腊的书籍,就拿出来供应--结果在意大利和别的地方,就促成了文艺复兴,在法国则提高了通俗知识的权威。这个时候,基督教的地位开始摇摇欲坠,除非基督教也赶得上明白亚里斯多德的逻辑学,否则我们会被知识分子和世俗学界的长进抛在后头。如果回教都比我们更有知识,岂不是否定了基督教在掌握原版的真理上,拥有最终极性的、最有权威的权柄?那个时候选在改教运动之前。幸好在后来第十三世纪,代表天主教的阿奎纳(Aquinas)在三个人当中夺到最后、最高的荣誉。阿奎纳并不是靠回教徒,原来在基督教地区的欧洲里,已经开始找到了许多真正的原著,远远比原先透过回教的译本所得来的知识更纯正、更直接、更原始的数据,所以基督教重新得到了科学界的权威,成为最可靠的科学探讨的地方。
科学时代的来临
除了那些到欧洲,被聘为基督教大学教授的阿拉伯人以外,阿拉伯本地所有其他的人也没有什么特别出色的,所以基督教地区的欧洲成为学习知识的研究中心,而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欧洲继续不断地推演,包括古腾堡(Gutenberg,1398-1468)印刷机的发明,以及其它许多方面的发展所得到的成果,使欧洲远远超越别的地区,奠定了欧洲在世界上领导的地位,成为引导世界的中心。
但是正像我之前所讲的,直到改教运动发生以后,欧洲各地--尤其是德国、瑞士,才开始制造产生出世界性最优越的产品,因为对研究制作的严格性和忠实性,以及坚持敬业、贯彻始终的精神所需要的动力,是在归正神学发现以后,才从圣经里取到的,所以在日内瓦的归正信仰的运动就变成非常、非常的重要。科学慢慢抬头了以后,人对上帝所造的世界有兴趣的程度,高过了对上帝--创造者自己--有兴趣的程度,于是人就从神转移到大自然。这个时候,人认识自然、明白自然,并窥探其中的奥秘的变化,这个是我们华人不注意的,只要是从知识的源头所传下来的,通常华人就接受了,不会再去质疑追问。但是西方不同,他们要问,知识的源头是怎样具备资格作知识的源头?西方要发觉科学的权威是怎么有资格成为权威的,所以在西方对大自然的研讨就特别注重方法论。
刚才提到的方法论是「演绎法」,后来到了英国的培根(Lord
Francis
Bacon,1561-1626)重新探讨方法论的时候,他发现演绎法是不可靠的,比演绎法更可靠的叫做「归纳法」。「对万有观察产生归纳式的结论。」就变成知识和科学的根据,成了一个新的动向,培根也因此成为近代科学方法论之父。从此归纳法通行在欧洲,而所谓的科学,一方面照着希腊古代的研讨精神,另一方面再加上近代归纳法的方法论,两相结合,就产生了整个科学继续不断发展的时代。
这个时代后来就留下了两种知识论工具的讨论:在大英帝国,他们都同样接受经验主义(Empiricism)的哲学。经验主义告诉我们,知识是经过感官的媒介传到我们的大脑。而欧洲大陆却不走这条路,他们认为对真理的知识不是经过感官,却超越感官,直接靠着理性的功能,使我们推敲出来,所以这个叫理性主义(Rationalism)。这样,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就变成十七世纪以后,整个西方研讨知识的两大支派。整个英国的哲学是走在经验主义的路上,这个叫做「经验学派」;而巴黎则走上另外一条路,成了「理性学派」。这两个学派--「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就在当时相互对垒、相互激荡。
在英国的「经验主义」告诉我们,头脑无法想出真理的问题,因为这一切要经过你的五官功能,去接触到不同的现象和变化,才促使你去想;而在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则主张头脑自己可以想出真理的问题。「理性主义」在欧洲大陆有三个代表性的人物,第一个就是在巴黎的笛卡儿(Rene
Descartes,1596-1650),第二个就是荷兰的斯宾诺沙(Benedict de
Spinoza,1632-1677),第三个就是德国的莱布尼兹(Gou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1646-1716)。这三个人分别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形成了三足鼎立的理性主义的时代。
在中文哲学书的翻译上,通常都把笛卡儿说成是近代哲学之父、是理性主义之父。他最重要的一篇论文,就是他在炉边正在想一件事情:是这样?还是哪样?最后他想到:「我的头脑是怎么想的?」当他用思想去思想「思想」的时候,他说:「我正在怀疑。」但「我正在怀疑」的这件事是一个真的事情,所以我不可以怀疑我正在怀疑。我不怀疑我正在怀疑,这就是我的知识,所以「对怀疑的肯定」变成知识论的基础。我正在怀疑,这不表示我存在吗?如果我没有存在,我怎么有根基去怀疑呢?所以「因我怀疑,所以我存在;因我思想,所以我存在。」用拉丁文讲叫做Cogito
ergo sum.(I think,therefore I
am.)
这理性主义以后成为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所批判的对象,而康德的哲学思想并不是纯理性主义的,他带来一个新的德国唯心论的思考,从此结束了理性主义。这样,亚里斯多德的影响又成为过去了,于是在德国就用新唯心论否定旧唯物论,也否定旧唯心论的这种思想,来建立新的科学次序。
理性主义的怀疑
讲到这里,我们看见教会在这段时期,已经经过了文艺复兴时代,经过了宗教改革的时代,在进入现代化的过程中,再受了理性主义非常严格的影响。这样教会面对了外来的仇敌--就是新的知识对基督教的攻击,新的科学对基督教的怀疑。
他们攻击什么、怀疑什么呢?「理性主义」者透过理性,要想、清楚了,才认为可能明白真理。然而,基督教的信仰是不是可以用理性去想清楚呢?他们认为不容易。是不是可以用理性去解释,为什么基督教的信仰有这样的事情呢?他们也认为不容易。所以理性主义者就变成人文主义者,而新的理性主义者,也就是新的人文主义者,就变成基督教宣扬真理的拦阻。为这个缘故,在这些国家中走理性路线的人,不但他们自己很难信主,也很难用这样的方法,去说服年轻的一代来接受耶稣基督,所以教会在这一方面又受到了冲击,这一方面的冲击是外来的。而在理性主义者的圈子内,有一些物理学家本身还是有纯正信仰的,但是他们已经不用传统的办法,来说服人相信他们所相信的道,所以我们看见教会面对的新一轮的挑战是很可怕的,在理性和新唯心主义的支配影响之下,许多基督教的信仰受到冲击。
这里我们必须提到一位重要的哲学家--康德,康德否定了所有「自然神学」的论证,他不相信上帝是可以被证明出来的。因为基督徒用以解释、辩证,说因为宇宙的奇妙,所以证明有一位上帝的创造,这是一厢情愿的一种信心的表现,而不是科学归纳的结果。怎么解释呢?他说:「你要证明上帝创造宇宙,一定要用各样的办法找出奇妙和智慧的设计,结果使你不得不相信宇宙很可能有一位智慧设计师。推论到这一步我们可以了解,但是你没有资格把这位可能的智慧设计师与上帝同列,认定他就是上帝。这位设计师可能是鬼怪灵精,可能是聪明绝顶的天使,可能是灵界里一个很独特的活物,但是你不可以说他就是上帝。你推论宇宙一定出自一位伟大设计师的设计,而把这个设计师当成就是上帝,你已经跳过了一个没有科学可以证明的鸿沟。把设计师说成就是上帝,这已经不合科学,也是不合逻辑的。你把这一位设计师当作上帝,再把这上帝当作就是基督教圣经所讲的那位上帝,你这是跳了第二步,又是不合科学,且又是干犯了逻辑,所以基督徒不要以为你们能讲:「哇!地球离太阳多远,这么奇妙的事情......,所以这是上帝的奇妙。』这样的说法用了两次的跳跃,根本是完全不合科学来讲你的信仰,逼人跟你走。」
这样一来,知识分子开始对信仰动摇、对教会攻击,以为普世知识应该独立于基督教,而成为自己研究的一种知识系统,因此你不奇怪这几百年来,越来越多知识分子站在这样的认知中:「我是自由思想家,你不要拉我到教会,不要以为我可以跟你走,因为你的信仰是不合科学,也没有办法证明出来的。」
我告诉你灵恩派对这种人最没有办法;福音派对这种人也没有办法。1970年在台中,就有一个人听我解释进化论以后,他吓了一跳,他说:「我恳切祷告都没有结果,我很多朋友相信进化论,我怎么讲,他们不要听,为他们祷告,他们看我神经病,但当唐牧师解释得有条有理,我相信这是一条新的出路。」基督教自以为自己的信仰是独特的,应当从无知之中醒过来,然后真正求上帝把智慧给我们。今天最热心传福音的人,可能是最没有学问的人,而他们只能用他们的没有学问加上热心,骗那些无知的人。难道基督教是这样的吗?基督教可以让这些人作我们的代表吗?
所以归正神学就应该把整个持守信仰的护教精神,好好的重建起来,然后预备自己、面对强敌。我告诉你,作基督徒是不容易的,作「护教学」家是不容易的;你要坚守信仰,不是单靠口号;你要应付的争战,也不是简单的。紧接着从第十七世纪起,启蒙运动开始抬头,你把这些历史上兴起的各类思潮、运动连起来,慢慢地思索反省文艺复兴、改教运动、启蒙运动,接下来十九世纪意识型态的时代,到廿世纪实践这些意识型态的失败经历;再自我检讨基督教在这个过程中所处的地位、所扮演的角色、所没有达到和已经达到的成就等等,我们就应当重新对上帝说:「求你接纳我,重建我的信仰、增加我的智慧,给我足够的学习和知识,好叫我面对强敌而站立得住。」
严格地来说,今天敌对基督教的,更多于加尔文活在世界上的时候所面对的强敌。我们应当尽的责任、我们应当对付的仇敌,是比马丁路德时代所面对的仇敌更强大的。撒但不会在你改教了以后,就让你一帆风顺,直到见主面的日子。撒但不会因为你进迦南了,就自动使那些身材高大魁梧的原住民消失掉--他们就在那里等你,在那里等着和你争斗。
今天偏偏有一些基督徒集合最没有学问的人,形成一个很大的团体,就以为这就是圣灵的大工作,以为这就是末世的时候,凡有血气的都要被圣灵充满,少年人都要见到异梦,就表示神的灵大大作工。事实上这种基督徒根本不认识上帝的灵是智慧的灵、谋略的灵、知识的灵、焚烧的灵;上帝的灵是真理的灵、救赎的灵、耶稣的灵。那些非归正宗的基督徒和领袖,完全不注重文化使命;他们对有关知识、策略方面的思考和探索,不但不注意,也完全不明白。面对强敌、面对所当做的工作,能胜任的人实在是少而又少,而很多无知而又自以为可以用已经得着的量来欺骗自己、来自我陶醉的人,却是多到很可怕的地步。受到各种主义、哲学的攻击的当儿,我们应当恐惧战兢地、从头求上帝复兴我们!
为什么今天基督徒对大学生传道这么难?为什么基督徒大学生里,哲学系的学生特别少?为什么在大学里的福音团契,哲学系的学生不来?就因为我们只足够骗比较笨的人,我们没有办法吸引那些知识分子、没有程度指出他们的理论中那错误的地方在哪里,也没有能力反击。难道基督教就是这样?
过去在中国基督教已经经历过这样的年日,在超过一百多年前,李提摩太用的办法是介绍最高级知识的书向文化界进军,期盼影响中国的知识分子;而戴德生不走那条路,他走最简单的路,到内地的乡下,在农民、贫民、普通的百姓中传福音,使他们归主,结果在知识分子中搞得焦头烂额,很难领人归主,好像没有什么果效;在农夫、在平民中,用努力的传福音的方式使人归主,反而好像很有果效,所以有一些人为了看果效,就不注重学问、不理会神学,结果他们就选那最简单、最容易走的路线,这是很可惜的事情!
天文学、进化论的撼动
上面谈的是理性主义对基督教的反弹。到了十九世纪的时候,另外一个更大的反弹来了,就是对创造论的反弹。原本「上帝创造全世界」已经是大家接受的基本思想,是最基本、不必验证、也不必讨论的,如今进化论的学说把它从根基上重新检验,企图完全淘汰创造论。
达尔文在1859年所写的「物种起源」这本书,就成为一颗炸弹,炸在基督徒信仰的最根基的部分--不必信上帝的创造,只要信万有的演化,而演化的过程中也不需要上帝的引导。因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可以自己形成越来越复杂的世界,不需要上帝的引导,所以这又变成西方对基督教一个大的攻击。在这之前天文学已经带来一个大攻击,我们原以为「太阳绕着地球走」是天经地道的现象,结果根本是错的--从来没有太阳绕地球,乃是地球绕太阳。而且这是可以用科学去研究、去证实出来的,在神学里却完全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于是产生出一个假象--基督教所讲的真理、基督教所传的宇宙论,完全是错的,而真正的宇宙论是和教会讲台所讲的完全没有关系。不像诗篇十九篇所讲的,好像是太阳绕地球,其实正相反,是地球绕太阳。
这样在历史中我们看见了科学的、方法论的、物理学的、哲学的,这些东西对基督教的质疑和反感,使基督教完全动弹不得。所谓「上帝是创造者」被怀疑了,所谓「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的上帝」也被摒弃了。人是演化出来的,万有是自然衍生的,而不是你们上帝创造的。那些用世界的办法去证明上帝存在的神学,立刻摇摇欲坠。
但是感谢上帝,在归正神学的初期,加尔文已经拣选了一条「不以自然界的现象解释上帝」的道路,因为这是属于启示的范围,而不是证明的范围。他放弃了以自然为中心的宇宙论、目的论、和本体论的辩道学的前提,他走的是「神显明」的前提。
新派神学的兴起
在基督教的内部,照样也发生了很多很可怕的事情,这些都是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在世的时候,从来不知道的事情。怎么讲呢?因为到了启蒙运动的时代,有很多人开始相对化基督教的信仰,并加以怀疑;同时转移视线,把信仰的中心转到对自然知识的肯定。这个时候,在里面有一套反基督教信仰的新派出来,在外面有反基督教的自然主义的神学和科学出来。
为什么基督教里面这样反呢?因为里面有一些人认为一定要向世人交代,一定要让世界的知识分子知道到底基督教是对还是错,不需要一味地坚持从原先第一世纪传下来的信仰,而且一定要和科学找到一个可以调和起来的共同基点。这样教会里赶不上科学进步的人,很多就放弃了信仰,退居为普通的人,教会里赶得上科学知识的人,就试试看,盼望教会让步,自己委屈一点,承认自己过去是错了,得向科学点头说:「是的,我们要把科学的真理当作真理来接受。」
结果这两方面都做错了,退缩的人错了,妥协的人也错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要妥协的话,你必须先弄清楚「你的本来是错的,他的才是对的。」这一点肯定了之后,你才可以妥协、你才可以认错,但是这些按外表来看是科学的东西,并不一定是真正的科学。当它们对基督教构成威胁的时候,基督教自卑得太快,马上自动让位给它们,这根本是出卖上帝,所以在教会里一个很大的毛病产生了,那就是有一些不信的人代表基督教,先向所谓的科学投降。这些科学家所讲的科学,是不是真真、正正的科学?不一定,这些哲学家讲的真理,是不是真正的真理?也不一定。但教会的领袖惧怕、软弱,就先投降,还错谬地以基督教的代表自居,出卖了长子的身份。这也让我们看见有许多时候,所谓最伟大的神学家,他们的背后并不是圣经,而是人本的哲学。
现在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士莱马赫(Friedrich
Daniel Ernest Schleiermacher
1786-1834)对基督教所谓的贡献,是把基督教带到一个他认为「比较可靠、没有危险的避风港里。」他主张:「基督教不在理性的范围里,你不必因为基督教不合理,你就攻击基督教,我们根本不和你在这个范围里斗。」
那么基督教在哪里?他说:「基督教是在心境里面,不在理性的范围里。」所以基督徒所信的是内心的事情,不是和你谈理性的事情;你要从心境的范围去认识基督教,而不要从理性的范围看基督教不对的地方在哪里,所以这种思想就使他创作了一个很重要的词汇,就是「绝对依赖的情操」(The
Sense of Absolute
Dependence)为了使知识分子可以明白所谓基督教的道理,他解释「什么叫做信?」就是对「绝对者」信靠的那个情操。「绝对者」是谁?他不加解释,反正这就是代表原来的上帝。简单地说,对某种权威的绝对倚靠的心情,就叫做信心。
我们看到的确有的人生死依赖某个人、有的人生死依赖命运、有的人生死依赖八字、有的人生死依赖某一种哲学,或者是机缘论、或者是风水、或者是因果律、或者是某一种宗教权威、或者是一种至高的神明对他的刑罚。无论你怎么劝导,他没有办法听进去,他里面就是把自己和某一种权威接连在一起。
这样说来,宗教就在这种对「绝对者」的绝对倚靠的范围里,你不必用违背理性为借口来消灭宗教,因为宗教没有办法消灭,宗教是在宗教自己的范围里。从这种思想推演出来的学说,就把德国对基督教信经的传统信仰,全部改观。
所以士莱马赫以妥协、投降态度来讨好现代科学,是一位忽视圣经真理的神学家。而他那个时代,有一位浪漫主义的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影响他的思维,作他背后的支持,那位哲学家叫做史莱格尔(Schlegel)。士莱马赫也参加了周二俱乐部,认识了浪漫派的健将弗烈德里·希史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两人很快地成为挚友,浪漫派的思想和士莱马赫的思想有着亲蜜的互相影响;他就把这位浪漫主义作家(Friedrich
von
Schlegel,1772-1829)的那种浪漫方法论放在神学里,所以新派一开始就认为自己不必负理性冲突的责任,因为对他们而言,信仰本来就不在理性的范围内。他走的路线是心性里一种感受的发扬,而不是理性里一种批判的结果,所以他的信仰完全是用心境的经历去解释的。今天有一些传道人,他们讲道用心理学来讲,透过心理学来明白圣经,因此他们就不是忠于神所赐给我们所启示的话语。
新派神学这样传了不久之后,就带来另外一个新派的人,叫做立敕尔(Albrecht
Ritchl,1822-1899),整个的名字只有一个母音 i,Ritschl
在中文里把他翻成「黎秋」。黎秋学派就用康德哲学作为基础,来发展他的价值观。他说:「我们和科学不必冲突,因为科学是从现象来讨论知识的问题,而我们是从内在讨论价值的问题,所以基督教不在科学的范畴内,基督教在价值观内在知识的范围里。科学和宗教不会冲突,因为科学也不在宗教的范畴里。如果宗教所讨论的是价值以及价值的范围,就让我们在这里肯定我们的信仰,不必再辩论,也不必怀疑。」这样,他们不愿意和科学产生冲突,盼望从此可以奠定基督教稳重的地位。
其实根据哲学家康德的学说,基督教的价值不在乎理性;康德认为基督教的价值在乎道德,而道德价值的肯定是黎秋把它发现出来的。一般上都认定「黎秋学派」是新康德学派的一支,Neo-Kantian
Branch
,因为黎秋是「新康德」,或者说「半康德主义」的一个哲学家。到了1850年的时候,德国就形成一种以行为为重、以基督的伦理为重,而他的神性并不重要的新派神学。这个和原先路德、加尔文的完全不一样。
到了十八世纪中、十九世纪的时代,人们就不再注重耶稣的神性,丢掉了耶稣的神性之后,转过来推崇耶稣的德行。「你为什么信耶稣?」不是因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因为他是个很好的人,我如果学他,我就很成功。」这种观念使整个基督教内部受到很大的挑战,因为基督的神性被化解了,基督的德性被建立了。为什么信耶稣?因为耶稣是好人。为什么传耶稣?因为盼望有好的道德可以传出去。为什么不信耶稣是主?因为这通不过我的理性。等到另一位很重要的新派神学家哈纳克(Adolf
von
Harnack,1851-1930)重新建立基督教的新价值观的时候,整个德国都以为这才是一条新的出路。
正像今天很多人以为教会没有路走了,除非走灵恩派的路。令我担心的是,等到过了几十年以后,当反作用大过正作用,发现拉不回来的时候,很多人可能已经被骗了,而今天真正洞察这个骗局的,是少之又少。
所以在那段时期里,在教会中新派就占据了很多地方。到了1900年,哈纳克在柏林主持一些神学讲座,所定的题目就是:「基督教是什么?」what
is Christianity
?他在1899年的十二月卅一日,以及1900年的一月一日,在这两天里谈这么大的题目,所得到的结论只有三样:第一、上帝是全人类的父亲;第二、人类与人类之间彼此作为兄弟;第三、人性的尊严和潜在能是没有人可以限度的。这个就叫做基督教。
基督教是不是就这样?为什么不是?他讲的有没有缺失?保罗说:「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出现没有?完全没有。基督教就是「神为父、人为弟兄、人的灵魂有无穷的价值。」这个叫做基督教吗?如果是这样,就不必讲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不必谈上帝的忿怒,不必讲基督的流血牺牲、赦罪,不必讲他战胜魔鬼的这些道理,但是这些才是基督教真正的道理,而且明文记载在圣经的。这些新派的人却以偏概全、以现象代替真实,以至于教会受到异端的攻击和挑战是越来越大。对那些冒充基督教之名而行破坏信仰、挑拨离间、投靠仇敌之实的那种人,我们一定要谨慎、留意!
愚蠢后的觉醒、回顾后的前瞻
所以我们看见这几百年来,加尔文神学奠定了信仰以后,不等于教会没有遇上困难。因为撒但要利用这些新派神学,使人忽视耶稣基督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的身份,反而利用耶稣基督,让他扮演完全没有神性存在的角色,单单使人做好事、使人有更高的道德,却没有救赎的价值。
到了那个阶段,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为了要消灭基督教的各种危机,一方面对基督教信仰诸多怀疑,另一方面对新式的科学诸多妥协,而对那些违背基督教精神所建立起来的社会系统和价值观的哲学,又勇敢尝试。到十九世纪,我们还看到突然间出现的唯物论共产主义、存在主义的思想。而这些唯物论、进化论、存在主义、共产主义、辩证法、以及逻辑实证论等十九世纪的产物,又都在廿世纪找到了实验的场所。换句话说,廿世纪的人要用七、八十年的时间来尊崇十九世纪的思想家,把我们的世代、把我们的子孙当作牺牲品,来实行共产主义。过了七十年之后苏联垮台,才知道原来共产主义是假的、是错的,但是在共产主义垮台、人们清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损失了七十多年的时间了。
这就是我在过去二十年里所讲过的、最重要的讲章之一,一个愚蠢的世纪。在人类历史中,我们用廿世纪的大半年日,作为十九世纪知识分子的试验品。我们把那些理论一个、一个拿来用,到最后我们自己焦头烂额,因为人离开上帝、人不要上帝的话,却把堕落的理性所产生的果效,当作拯救自己的不二法门。
这样在基督教之外,我们看见存在主义、共产主义、逻辑实证论,这些主义、学说都吸引了基督教的知识分子跟着走,却一个一个倒下去,被证明是失败的,没有一个成功,而基督教自己呢?令人婉惜的是,许多基督教的领袖在自己的信仰中,也没有发现应当怎样顺服神,产生新的道路;结果我们自己也摇摇欲坠。
最可怕的是在廿世纪的一百年中,欧洲无法在每一代里为持守信仰来尽责。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欧洲在1900年到2000年的一百年间,每廿五年有一个伟大的领袖出来,像以利亚、像以利沙、像保罗,绝对不妥协,绝对高举基督、绝对用圣经纯正的信仰来建立、教导、布道、传扬,来维持信仰的动力;每廿五年一位,一百年里也只需要四个人,却连这个都没有做到,结果经过了一百年以后,欧洲变成基督教后期的时代。如今廿一世纪已经开始,你看见多数的基督徒不是冷淡到不能站立起来,就是火热到乱跳、乱叫的那个情形。
那怎么办呢?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重新拾回基督的「神」性,使我们的信仰归正,真正相信基督是主,把自己交托给他,跟随他的引导。不但如此,我们要尊基督为主,靠圣灵能力把福音广传,从头在广传福音的实际行动中,使众人都因为福音的缘故归向上帝。我盼望有一天,有一些真正伟大的圣徒所写的书,可以使许多的知识分子发现,所谓的「共产主义」是一个骗局,所谓「极端的灵恩派」是一个骗局,所谓「自然主义、自由派的思想」是一个骗局,所谓「现今讲求量的这种复兴」是一种骗局。因为这些都是外表,不是从内心发出来的。但那些真正有智慧的人,将以智慧为是;那些真正倚靠圣灵的人,要靠着圣灵奋斗到底。使基督教在改教以后,仍旧继续不断地有所作为、有所运动、忠心成为神在地上的见证人,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